祭祀*神——上古传承
祭祀*神在先汉
《史记·封禅书》专门记录历代祭祀*神的历史。其中交代的很清楚：“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禅？”封禅作为古代帝王祭祀神明最大、最重要的祭礼，一向都是有为君王显示功绩和权威的手段。雄才大略又好大喜功的齐桓公、秦始皇、汉武帝自然不会轻视这一传统。
《史记·封禅书》引《尚书》说：“舜在璇玑玉衡，以齐七*。遂类于上帝，禮于六宗，望山川，遍群神……”说明至少自舜的时代开始，君王就极为重视*治的地理风水，由而演变为祭祀天地*神。不绝于夏商。
到了周朝，“周公即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上帝是*神，祭祀以应之，就是敬*神。
春秋战国的秦国，秦襄公“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祀白帝……其后十六年，秦文公东猎汧渭之间，卜居而吉。文公梦*蛇自天下属地，其口至於鹿衍。文公问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徴，君其祀之。’于是作鹿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秦国虽为地处西戎，蛮荒俗野，但却注重融入中原文化，不但传承了*神之祀，还颇有发展。这也给日后秦始皇求长生问仙道铺垫了信仰基石。
秦始皇完成一统后，除了封禅，也祭祀诸*神。《史记·封禅书》载：“于是始皇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
自舜至秦皇，祭祀*神的最大目的是为国运祈求神明的庇佑，是为了借助神明来强化君王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权威。祭祀*神是历朝历代君权神授的*治需要。也是历代帝王祭祀*神的主要目的。正所谓古之国*，唯祀与戎。当国家动荡，则戎兴祀衰；当国家太平，则祀兴而戎废。
一旦君王出于狭隘的私利，追求*神庇佑，如“淫德好神”的孔甲，后人便会用“神瀆，二龙去之”讽刺批判。说明没有功德而好*神之人，是被*神鄙弃的，是求得一场空的。秦始皇求长生而好*神，便不得而终反亡秦。
用二龙去之表达，说明“龙”在夏朝已是*神之徴，是国运之徴。
祭祀*神在汉初
汉初不但继承了秦和先秦祭祀*神的传统，而且极具创造力和发展。
开创大汉王朝的汉高祖刘邦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人。传他隐于砀山时，曾斩一条大蛇，蛇曰“白帝子”，刘邦被称作“赤帝子”。自此之后，刘邦就与*神迷信画下了不解之缘。汉二年，刘邦设黑帝祠，召来秦的祝官，恢复了太祝、太宰的古代祭祀之礼，立黑帝祠，创五帝并祠的祭祀传统。
汉高祖还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并设立女巫。女巫又分为梁巫、晋巫、秦巫、荆巫、九天巫、河巫、南山巫。分别主管在不同的时节祭祀不同领域的神明。甚至连专门祠秦二世的南山巫祠在汉初都得以保留。汉高祖还新创灵星祠，以牛祭，并允许民间自费在腊月献祭羊豕。说明在汉始，祭祀诸神、祈福万安，就已经很被重视，且已经制定了严格的规范制度。
汉惠帝吕后时期基本继承了汉高祖制定的祭祀之礼。
到了汉文帝时期，出于仰赖神明庇佑，在继承汉高祖留下的祭祀传统的基础上，又下令让诸侯分别在自己封国内的名山大川立祠奉祀。正所谓迎合“望山川，遍群神”的古老观念。
尤为重要的是，在汉文帝时期发生了汉朝第一宗以*神迷信欺诈君主的案件。肇事者是赵人新垣平，此人以望气（断风水气运）之术博取了汉文帝信任。新垣平巧设骗局，以伪造的玉杯和周鼎迷惑汉文帝。被人告发遭罪诛。这影响了汉文帝祭祀*神的态度，让汉文帝开始由信*神转变为疑*神。其表现《史记·孝文帝本纪》有记载：“文帝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阳、长门五帝使祠官领，以时致礼，不往焉。”汉文帝对祭祀*神的怠慢和轻视恰反映了他对*神不再信奉的心理。由是不再亲自前往当年新垣平设立的渭阳长门二祠。
或许受到汉文帝怠慢情绪的影响和新垣平事件的打击，汉景帝是汉初几个帝王中对*神最没有兴趣的一个。《史记·封禅书》只用一句话概括“十六年，祠官各以岁时祠如故，无有所興（兴），至今天子。”同时在《史记·孝景帝本纪》中也找不到汉景帝祀神明、好*神方士的记载。这说明汉景帝是一位比较保守的皇帝，他汲取了汉文帝的教训，对*神方士不再抱以积极和痴迷的态度。
谈到这里，基本上能发现一个规律，汉代统治阶级对*神的重视程度到汉武帝之前，是呈下滑趋势的。但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汉文帝虽然在敬*神的事上遭受了新垣平事件的挫折和打击，产生了怠慢和质疑的情绪，却没有否定新垣平设立的*神祭祀之制，而是仍使祀官前往致礼。这说明，古代统治者对*神具有感性的主观执着和理性的必然袒护。感性的执着是封建时代落后愚昧的观念造成的。理性的袒护是统治阶级对君权神授观念的捍卫。君王自称“天子”，“天子”本身既是一种带有*治蛊惑色彩的迷信称呼。所以哪怕新垣平被揭露是一个骗子，身为天子的汉文帝仍然出于理性的*治需要和感性的认知愚昧，不敢彻底废黜*神祭祀。当汉武帝注定出生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中，也就注定汉武帝会成为一个受*神之风蛊惑的人，也就为日后社会上出现众多邀利献媚的方士骗徒，铺设了阳光大道。
汉武帝尤敬*神的契机
《史记·孝武帝本纪》在开篇即说“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神之祀。”相对祭祀*神逐代冷门的汉初前几代而言，汉武帝确实“尤敬之”。其契机来自于多方面。
一、汉高祖时奠定的传统
通过前文的陈述，汉代祭祀*神，系承秦于远古。汉兴以来袭之。汉文帝略有发展而后冷落。汉景帝没有发展。到了汉武帝时代，包括民间社会，国家的祭祀之礼早已发展成熟，社会已处于一个祭祀之风浓厚的人文氛围中。所以汉武帝初即位，也就继承了这样一个发展成熟的祀礼传统。但仅凭此还不足以让汉武帝“尤”敬。
二、汉武帝的不凡出生
谈到汉武帝出生的不凡，《外戚世家》载“男（汉武帝）方在身时，王美人梦日入其怀。”有此等不凡的出生，汉武帝必然会大做文章，沉溺在周围人的敬畏中。在一个祭祀*神的环境中长大，汉武帝定自负为天人，心慰于*神。同样，出生被冠以神明庇佑的汉高祖（母梦神）和汉文帝（母梦苍龙），也都偏爱*神之祀。汉景帝对天命*神之类的东西不怎么感冒，盖与他没有一个不凡的出生有关。身在文景盛世时代，有这样不凡的“出生证”，加剧了汉武帝自负于*神的心理。
三、巩固皇权、树立权威的*治需要
主要体现在封禅方面。封禅是古代帝王最大规模的祭祀神明活动。这对急欲加强皇权、树立威信的汉武帝来说，是*治需要；《史记·孝武帝本纪》言“元年，汉已兴六十余岁矣，天下又安，荐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至此开启了汉武帝的封禅之风。国家的强盛强化了君主的威望，提高了君主的自信和自尊，由而让君主的心理更进一步自我神化。这与秦始皇当时的心境是一样的。
四、开疆拓土导致宗教文化交融
《史记·孝武帝本纪》载：“是时既灭南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信*，而其祠皆见*，数有效。昔东瓯王敬*，寿至百六十岁。后世慢怠，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而已鸡卜。上信之，越祠鸡卜始用焉。”显然，这是为了顺应其他地方民族的祭祀风俗。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开疆拓土比较频繁的君主，在促进宗教融合方面有相当的建树。
即便是东瓯祭祀*神，也与延年长寿有关。东瓯王“百六十岁”，更似直接附会老子之寿。由是可见*老之道与祭祀*神之间充满联系。这越人的*神习俗，应传自中原。
五、为战争祈福
《史记·孝武本纪》载：“其秋，为伐南越，告祷泰一……”汉武帝作为一个喜好武功的帝王，频繁发动*事战争。而每一次战争都势必关乎国家运数。迷信*神的汉武帝自然会为每一次出征祭祀神明，祈求庇护。这也成为推动汉武帝尤敬*神之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六、*老之术对汉武帝信仰的影响
分析汉初高祖到景帝的祭祀之风，我们还能发现一个规律，就是汉初几代帝王祭祀*神的目的大抵是祈求国泰民安、祈求诸事平安、祈求国势昌顺和神明庇护。哪怕新垣平欺诈案，也是以国家的风水运数为主题，还没有盛行“却老方术”之风。
是什么由头让汉武帝时代的宫廷多了许多却老之士？翻遍《史记》《汉书》，只有一个人引起笔者的注意——窦太后。
窦太后是汉初大力发扬*老之术的代表人物。汉初几代秉行无为而治，无为并非道家的玄虚之术。无为而治是执*的理念，讲究于民休息、怀柔顺民，其来自道家“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在这种*治气氛下，窦太后推崇*老之道，并不奇怪。
令人好奇的是，窦太后崇尚的这个*老之道，难道仅仅是一个“道法自然”的执*理念？
窦氏做太后前因疾眼睛失明。由于眼睛看不见、不便行动，只能长期坐而论道、颐养天年。这种生活方式难免使年老的窦太后青睐静修玄虚的*老之术和无为思想。关于窦太后对*老之术的痴迷，《史记·外戚世家》记载“窦太后好*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帝、老子，尊其术。”
为何说*老之术的盛行与汉武帝迷信长生有直接关联？我们看两个地方。《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两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汉武帝时代第一个受宠的方士就是能却老（长生）的李少君。至于*帝与长生有关，更不稀奇，《史记·孝武本纪》记载，“上曰‘吾闻*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对曰‘*帝已迁上天，群臣葬其衣冠。’”李少君病死，汉武帝亦以为其“化去不死也”，与上面对*帝的解释如出一辙。这说明，当时包括汉武帝在内，世人对*帝与老子的认知都是长生不老之人。*老学说的两个“大当家”都是懂得以方术修成长生的人。同时道家提倡的“形神观”认为“神为形先”，即人先有意识或精神，才托化成形，也就是先有精神意识，才有驱壳。这对上面讲的“*帝已僊上天”、“李少君化去不死”有理论性的支持。由此我们可以推敲，所谓*老之术在一个瞎老太太那里，主题除了探讨长生、探讨神意虚实，别无他趣。这也能从窦太后失明后的性格变化、老年的思想变化和其本身的长寿年龄推敲出来。
做了太后以后，窦太后勒令汉景帝、太子和诸窦氏不得不尊*老之术。弄懂了*老之术所谓何事，也就知道大兴*老之术难免会使得宫廷中涌现出一批故弄玄虚的方术之士。围绕在窦太后周围的人，也就少不了崇尚巫卜长生之术。窦太后的兄长窦长君就是一位善自卜的人。
显然汉景帝对此风不甚感冒，太史公在编撰《孝景帝本纪》时甚至挑不出具体例子。正因为汉景帝和当朝一些老臣对*老之道并不感冒，窦太后才会下死命令，“帝与太子及诸窦子弟不得不读*老之书、不得不尊*老之术”。并由此厌恶儒生。汉景帝和一干老臣年纪大，受窦太后的影响尚不严重，年纪幼小的汉武帝却从小耳濡目染，受这种观念风气的“洗礼”。在窦太后积极宣扬*老之术的影响下，一度冷门的类似新垣平这类的方术之士的地位又有了抬头之势。这不但为方术之士提供了生存的土壤，也影响了汉武帝的信仰观，为汉武帝后来痴迷长生埋下了根苗。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在汉武帝即位前后，影响汉武帝最深的既不是其母王美人、也不是其父汉景帝，而是一手遮天的窦太后；窦太后不但是朝中资格最老、最有威望的，而且非常有权力欲。她在宫廷大加推崇*老之术，无疑影响了包括汉武帝在内的许多人的信仰观，尤其是*老之术给汉武帝灌输了一种追求长生的观念。从年龄上看，汉武帝活到七十多岁，比前代帝王都要长寿，几乎一生都在追求和实践*老长生之术。这正如长寿的窦太后一样，可见汉武帝的宗教观与窦太后是不谋而合的。至少最接近窦太后的宗教观。
*老长生之术后来也发展成为中国道家传统的一种迷信思想。
窦太后不但在宗教方面影响了汉武帝，就连宗教性格方面，窦太后都影响着汉武帝。窦太后是一个极具权威心理的女人，她是不允许别人反对她的理念和信仰的。从一个例子可以看出，窦太后召儒生辕固生询问他对《老子》一书如何看，辕固生直言不讳说：“此事家人言耳。”窦太后听后大怒，竟把辕固生置入野猪圈中，让辕固生赤手空拳与野猪搏斗。若非汉景帝出面保护，辕固生恐怕已然伤残。这种维护自己权威的冷酷刚烈性格，在汉武帝日后的*治生涯中能够频繁看到。作为汉武帝至亲的窦太后对少儿时的汉武帝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尤其是窦太后对*老之术的固执，多少映射了汉武帝对*神方术的执迷。
纵观汉高祖、汉惠帝、吕太后、汉文帝、薄太后、汉景帝，还未载有一人痴迷长生不老之术。祭祀*神的风气经过新垣平事件后，经文景两代趋于冷门。为什么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会迷上长生之术？迷上*神？逻辑上讲，必然先有一股风存在；有一种比单纯的故弄玄虚更强大的思想理论支撑，才影响了汉武帝。而我们唯一能找到的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大力铺垫了这种风气的关键因素，就是窦太后大力宣扬并发展的*老之术。
通过梳理《史记》《汉书》可以肯定，窦太后是汉初权力人物中最鼓励宫廷习*老之术、尊方士之道的。
如果忽略窦太后，仅通过汉文帝、汉景帝对祭祀*神的冷漠态度，恐找不到汉武帝尤敬*神的演变关系。开篇即说“武帝尤敬*神”，多少有些断章取义之偏。
七、天人感应论的作用
历代有不少学者认为汉武帝尤敬*神之祀，是受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儒家理论影响。不是没有道理。董仲舒认为人与天是相通的，君王受命于天，君王如果做错事，天就会降下灾祸，继而有异象，如不及时觉察，君主就会灭亡。在这种理论下，帝王必然要想方设法获知这些来自神明的讯息，以期改变厄运。董仲舒认为君王可以通过祭祀*神与神明沟通，看到本来看不见的事物。祈求神的庇佑，以改变国家和自身的运数。对于“人与天是相通的”这一点，道家亦有类似理论，《太史公自序》说“虚者道之常也，因者道之纲也”这是说“虚”代表看不见的东西，是道的永恒不变的普遍内在规律。可以理解为使万事万物运转的存在但难以察觉的规律。类似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万事考虑因果衍生才是君主做事的纲领。要求君主顺虚之常道，也即顺应自然规律，然后凡事量果衡因、三思后行。自然规律的具体体现无非是天象、自然灾祸和社会现象，其因果衍生即是君命。与董仲叔思想中的“顺天应人，因果报应”有逻辑性的相通。同时，董仲舒还将阴阳家中的“顺乎象位时度令则昌，不顺则亡”与君主的言行做了结合，已让君主有感执*的天理犹如阴阳四时般不可逆，逆之而亡。故让儒家宣传的天理报应达到了阴阳家“使人拘而多畏”的效果。由于将君主实施*治的天理纲常进行了神化，无疑更为加重了汉武帝“敬*神之祀”的心理。且杂揉了道家虚无观的理念，又提倡通过祭祀神明获知神祇，两者之间起到了相互催化的作用。卜虚而愈玄，玄而愈欲知其意。
从客观条件的历史发展看，董仲舒也只是顺应了当时的*治信仰环境，只是为祭祀*神的传统*治信仰量身定做了一套适合统治者需要的儒家理论。董仲舒这样做，盖因儒家的社会竞争力在汉景帝和窦太后时期遭受了巨大贬值，《儒林列传》载“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为什么“未有进者”？因为儒生的理念与道家的理念不乏冲突，《老子韩非列传》“世之学老子者皆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迫于崇尚*老之术的窦太后的权威，儒家学派遭受了巨大的*治打压，再次面临着被*治边缘化的危机。长此以往，难免会让传统的儒生产生改变思想理论以迎合时势的想法。而董仲舒便顺应时势，巧妙地将儒家思想与阴阳家、道家相结合，扩宽了儒家自身的功能，丰富了儒家的思想元素，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的冲突，又迎合了统治阶级的舆论需求。故为汉武帝所青睐。
董仲舒理论对汉武帝信仰的影响，主要是为*老方术的思想往正统儒家的祭祀之礼发展融合提供了理论支持。《史记·孝武本纪》载：“申功，齐人也。与安期生通，受*帝言……申功曰‘汉主亦当上封，上封则能僊登天。’”申功、安期生都是*神方士，并非儒生。申功利用*帝的名义借“可僊（仙）登天”劝诱汉武帝封禅，明显是将封禅当作一种长生之法。
可以说在汉武帝时代，儒家的封禅之礼（祭祀神明之礼）与*老的长生方术两者从来都是有机结合的。其中既有对*老长生方术的个人需求，又有敬畏神明祈求开导与庇佑的*治需要。顺便体现统治阶级的功德和威严。故我们能读到无数类似“天子既已封泰山，无风雨灾，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山若将可得”的情节。
董仲舒为此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他对汉武帝早期的几种信仰动机进行了巩固、强化、有机结合，并将之系统化、理论化。天人感应理论在汉武帝时期发酵成类似西方天主教信仰。比正统基督教早了一百多年。帝王通过祭祀膜拜信奉上帝，既能树立皇权的威严，又能获得永恒的生命。
到这里，基本可以判断，汉武帝尤敬*神之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三点，一是成长在一个祭祀之礼发展成熟的*治环境中；一是受周围重要人物宗教信仰的影响；一是国家富强，帝王的*治威信和个人的精神追求进一步提升的结果。
在祭祀*神上，汉武帝与前代的区别是，开始将对长生不老的追求加入祭祀*神的活动中；并结合封禅树立君权神授的大一统权威。与秦始皇极为类似。
“尤敬*神之祀”是客观发展导致的必然现象。
术士与方士——他们不是同“士”
术士和方士在秦始皇、汉武帝时代都尤为突出。他们在汉武帝祭祀*神的活动中往往扮演多重角色。
术士即有技能者，《广韵》：“术，技术也。”通过《史记》、《汉书》可知，古人称术士时虽不前缀百家之名，但术士是有家派的。如《史记·儒林列传》载“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这里的术士就是儒家术士。
史载，百家皆有术士，有儒术士、道术士、阴阳术士、墨术士、法术士、方术士。儒术士以六艺为本，擅礼乐祭祀；道术士以虚无为本，擅究物却老；阴阳术士以八卦为本，擅推吉凶；墨术士以兼爱为本，擅固本富民；法术士以秩序为本，擅断不矩；方术士以通*神为本，擅怪力乱神。其中又以道家之术包涵广泛，《史记·太史公自序》“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法名之要。”道家之术看似虚无却包罗杂糅。故而窦太后对*老之术的推崇也就给了阴阳家和儒家发展的空隙，最终在道家之术杂糅包罗的观念下促成了阴阳家和儒家的结合。这为天人感应论的衍生提供了理论和观念的有机土壤。
古代的方士是通*神怪异之徒，方也有术、法之义。方士博取百家的迷信内容，也即玄说，然后杂糅为通*神讹怪虚之术，称方术。擅方术者，称方术士，简称方士。《史记?秦始皇本纪》“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文学方术士就是文章博学之士（一般简称“博士”）和方士。方士，方术之士也。练不死药的方术士，古代叫炼丹（方）术士，西方叫炼金术士。
运用炼丹方士最早见于燕齐。《史记·封禅书》载：“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药皆在焉。”
对于方士是如何兴盛的，《史记·封禅书》说：“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邹衍是以阴阳主运论见长的文学游说之士，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阴阳家。《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
方士包含于术士之中，他们本身没有具体的家派归属，常自聚为一类。《易·繫辭》：“方以类聚”。如邹衍时期，燕齐一带就已经有方士之徒。只是经过齐国阴阳家邹衍的学说“洗礼”后，怪迂阿谀的方士从此更加兴盛，不可胜数。因为阴阳学说本身的玄奥性迎合了方士的*神迷信之道。由于方士之徒兴于燕齐，故秦始皇、汉武帝时，方士也多为齐人。
《史记·封禅书》：“及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这里的方士即是蛊惑秦始皇求不死药的怪迂阿谀之徒。方士通常没有具体的家派身份，只称方士。秦始皇时著名的方士徐巿、卢生、侯生，翻遍史书皆无处觅其家派出处。又《史记·孝武帝本纪》“上念诸儒及方士言封禅人人殊，不经，难施行。”这里司马迁把“诸儒”划为一类，把“方士”化为一类，也表明方士没有家派归属，本身即是一类。
因为道家思想包罗甚杂，且以虚无却老为本，后世尝将方士归于道家行列。
方士以谀合百家之玄见长，以通*神谀祭祀为术，也就成了百家之中专门故弄玄虚，类似神棍的人。
方士的生存之道既然是谀合百家之玄，故方士往往频繁参与百家活动之中有关迷信的活动。而古代百家活动中规模最浩大、最有迷信色彩的活动就是儒家的封禅大典。所以方士出现在封禅大典上，便无可厚非。《史记·孝武帝本纪》“上念诸儒及方士言封禅人人殊，不经，难施行。”既是说方士与儒家子弟一同参与了封禅祭祀的讨论。
由于封禅是古代儒家迷信上天权威的一种祭祀之礼，故给了方士可乘之机。于是才有“封禅之君多好*神”的现象。
过去所谓不迷信的皇帝，其实就是不大兴、不大用方术之士的皇帝。
儒生和方士——秦始皇的撮合功
对儒生方士的运用，非汉武帝时盛兴，秦始皇就已经这么做了。
秦始皇扫平六合后，出于封禅需要从齐鲁召集了七十名儒生博士在泰山下商议封禅事宜，《史记?封禅书》“于是徵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但因儒家教义繁琐苛杂便绌之不用，《史记?封禅书》“始皇闻此议各怪异，难施用，由此绌（绌同黜，《玉篇》：贬也、下也、去也）儒生。”方士徐巿是在始皇二十八年封禅完毕后上书言求仙药之事，《史记?秦始皇本纪》“既已，齐人徐巿等上书……入海求仙人”。所以方士与被绌的儒生之间的关系在此时并不密切。被黜的儒生对秦始皇是何态度？《史记?封禅书》载“诸儒生既绌，不得兴用于封事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儒生对秦始皇已有积怨。
虽然对秦始皇有了些积怨，但七十位儒博士并未郁郁寡欢呆在老家，而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前往咸阳为秦始皇祝寿，《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齐儒博士淳于对阿谀奉承秦始皇的博士仆射周青臣予以了批判，说他维护秦制是“重陛下之过”，并谏言秦始皇效法古代分封制。李斯则对儒博士淳于越进行了批判“今诸生（儒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祸乱黔首。”秦始皇认为李斯是对的。而这一态度也为在咸阳的儒生埋下了祸根，就待契机去爆发。
这个契机就是以卢生为首的“方士大逃亡”。同时这也是秦始皇时唯一把儒生和方士的命运联系起来的事件。
事件的起因是方士卢生、侯生认为秦始皇残暴不仁、刚戾自用，若不能为其求得仙药就要处死，为其求得不死药则天下不宁，断不能为这样的人求仙药，故逃跑了。同时徐巿也因求不得药一去不反。此事流传到市井，因被绌而怨愤秦始皇的儒生听闻后便以此讥讽秦始皇。秦始皇知道后大怒，认为这是卢生掀起的诽谤言论，便在咸阳搜捕议论此事的人，皆坑之。固有“坑儒”案。《史记?秦始皇本纪》“诸生在咸阳者，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这说明儒生在当时是讥方士之术的，是讥秦始皇求长生不老药“赔了夫人又折兵”这一结果的。诸生就是儒生，“扶苏曰‘……诸生皆诵法孔子’”。此事与七十名儒博士祝寿相隔仅一年之内，他们应受到了牵连。
秦始皇曾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史记?秦始皇本纪》）”其中“文学”指文学之士，这个文学之士与儒博士七十人是何关系？
如果文学士包含儒博士七十人，那么秦始皇的“悉召”就与儒博士的“前为寿”有了冲突。也即儒博士其实是受秦始皇的召唤，以祝寿为名义前去参与议*与施*的。从“甚众”一词可以知道人极多，而七十名儒博士说少不少，但说多也绝不算多。七十名儒博士若包含在“文学之士”的“甚众”之列，尚有三点矛盾。
其一。前面提到，以淳于越为首的儒博士七十人因为以古非今遭到了秦始皇的冷落（甚至制裁）。恰恰因为淳于越提倡复古，才引发李斯建议秦始皇“焚书、禁言、绝私学、族以古非今之徒，以吏为师”，这便是著名的“焚书”案。这一策略是为了压制和打击儒博士淳于一干儒家学者的思想，禁止对秦帝国不利的思想学术舆论传播。《儒林列传》说“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诸儒者正以习六艺为本，《史记?太史公自序》：“夫儒者以六艺为法。”七十名儒博士还断不至于帮助秦始皇摧毁自家珍贵如“圣经”的六艺经书。
其二。结合秦始皇的话“我之前除掉没用的书。召来文学士与方士，想要兴太平之世”。“除掉没用的书”就是焚书。焚书在前，而后才“召来文学士与方士”。显然这与在焚书前就来祝寿的儒博士七十人相矛盾。就算此话不分前后因果，根据秦始皇的语意，至少被召来的文学士是以支持和协助秦始皇“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为要务的。而“焚书”策略是因反对儒博士淳于越才提出的。跟儒博士的立场和动机有矛盾。
其三。根据卢生的话：“博士虽七十人，特被员弗用。（《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是说秦始皇虽设置了（儒生）博士七十个人，只是用来充数，根本绌之不用。
根据此三点矛盾，不论文学士包不包括齐鲁儒博士七十人，这些儒博士显然没有参与到秦始皇焚书、炼丹，欲“兴太平”的计划中，并没有被列入*见的采纳名单。反倒因为淳于越祝寿时的一席话被划为了帝国的“黑五类”、“异端”。
从秦始皇欲实施和已实施的*策看，这七十名专程来咸阳的齐鲁儒博士的想法显然令秦始皇非常失望，这些儒博士并不拥护秦始皇的集权专制和愚民策略。虽然早在封禅时就绌儒不用了，但秦始皇对这些儒家子弟还是要做一番表面的大度，故诸儒博士“特被员弗用”是完全解释的通的，也符合当时的客观状况。
有人或许会钻牛角尖，认为可能秦始皇召至泰山的儒生博士七十人与前往祝寿的博士七十人不是同一批人。其实可以根据这七十名博士的代表齐人淳于越得知，他的“齐人”、“儒家”、“博士”三点身份与“徵从齐鲁儒生博士”的说法一致。注意，司马迁特别点明这些是“儒生博士”，而非直接用“儒生”或“博士”，就是为了前后衬托。另外，这七十名齐鲁儒博士也是被秦始皇绌在齐鲁的，没有随秦始皇一道回咸阳。所以才符合“博士七十人前为寿”的表述逻辑。
那么这些“文学之士”到底是哪些人？其实在读《秦始皇本纪》时，一直到卢生等人逃匿，秦始皇兴师问罪，才发现咸阳突然多了许多诵法孔子的儒生，至少有四百多名，《秦始皇本纪》“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诸生”用扶苏的解释就是诵法孔子者，也就是儒生。咸阳为什么莫名其妙多了四百多名诵法孔子的儒生？这个数量也大大超过儒博士七十人，完全符合“甚众”的描述。在没有更具体的证据前，是不是可以断定，这四百六十多名诸儒生，就是秦始皇召来的文学之士？从史料记载来看，理由是充分的。
秦汉之际“文学之士”与儒生和儒博士的关系极为密切。一般来说，以文（章）（博）学待诏为博士是秦汉时期的普遍现象，而儒生又是秦汉时期文学之士的主要选拔对象，《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叔孙通者，薛人也。秦时以「文学」徵，待诏博士。……（秦二世）乃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汉初名臣叔孙通在秦时就以文学被征为博士。叔孙通就是个儒官。在汉代，儒生甚至直接代指博士，《儒林列传》载“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孝武帝本纪》也载“其后六年，上徵文学之士公孙弘等”，公孙弘是儒生，更说明“文学之士”就是儒生。
既然文学之士是儒生，那么为什么焚诗书、禁六艺的秦始皇还要招来四百多名儒生兴太平？秦始皇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
显然，秦始皇召来诸儒生数百人，是想让他们“供出”禁书都有哪些，好给秦始皇拟一个书籍“黑名单”，便于秦始皇搜集销毁这些禁书杂籍。因为再也没有比好习读的儒生更擅长于搜集百家诗书的了。秦始皇的目的无非是要利用这些儒生的见识来控制思想、消灭百家学说。这些儒生心里对始皇帝有怨言但不敢发，秦始皇焚书后，诸儒生便被绌置咸阳。焚完了诗书，秦始皇改迷方士仙药去了。诸生被秦始皇利用有怨言是必然的。故一旦发生了方士诈骗逃匿的事件，诸儒生也就议论纷纷，难免讥嘲秦始皇。
在焚书这件事上，儒生虽然表面上不敢反对秦始皇，背地里却与秦始皇对着干。《史记·六国年表》“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谁在藏？一般的老百姓家里哪会有什么诗书，自然是诵法孔子、习读六艺文章的儒生在藏。当然，也不乏百家的其他学者。
由此至少可知，所谓“文学方术之士”是为秦始皇两个不同目的服务的两种不同的人的并称。文学之士的主要工作是协助秦始皇“搜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方术之士的主要工作是替秦始皇求不死药、练不死药。
除此之外，秦始皇召集的这些人中还极有可能包含阴阳家的文学游说之士。这类文学游说之士自古就与海上捣鼓仙药的方士关联密切。《封禅书》载：“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邹衍就是文学游说之士，《田敬仲完世家》：“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秦始皇焚书时特别下令保留“卜筮”之类的阴阳玄学书籍。显然表示阴阳占卜对秦始皇掌控运数、寻访仙药有极大的帮助。
《史记?秦始皇本纪》还存在一个细节“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这博士官是谁？与那七十名儒博士又有何联系？
战国以来，中华大地有两种人叫博士，一种是广义的学官，称博士官；一种是对儒家学者的敬称，也称博士。博士在汉代就通指儒者，《儒林列传》载“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齐鲁儒博士是博士官还是被敬称为博士的学者，《史记》交代得很清楚，这些儒生是为了封禅需要临时被征召的儒家子弟中有学识的人，目的是让他们讨论一下封禅之礼的规矩和做法。并非秦始皇任命的博士官。《史记?封禅书》载“于是徵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秦始皇闻此议各怪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徵从就是征集。由于不是博士官，故秦始皇罢绌这些儒生博士不用，《史记》只用“绌儒生”描述，说明此博士非彼博士。
又如《史记?李斯列传》称儒博士淳于越只称“齐人淳于越”。也说明齐鲁儒博士七十人并非博士官，儒博士仅是对这些学识渊博的儒家学者的敬称。
秦始皇身边的博士与齐儒博士七十人也不是一回事。秦国初并天下时就有博士，《秦始皇本纪》“臣等谨与博士议曰……”此时秦始皇还没召齐儒博士七十人。司马迁之所以特别突出“儒生博士”是想强调这是秦始皇首次徵集儒家博士，显然有意区别于秦始皇原先的那个博士。又如，秦二十八年，始皇帝封禅完毕后，绌齐鲁儒博士七十人而去，到湘山祠时遇大风不得渡，乃“问博士”。显然，此博士非被绌于泰山的儒博士七十人，而是秦始皇留在身边的博士官。这个博士官同样是博览书籍的有学识者，拥有一定的文章博学能力。虽在秦汉时期儒生多称博士，但博士不一定都是儒生。
最能证明博士官与儒博士是两码事的是《儒林列传》记载的“秦博士”伏生。《儒林列传》载“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到这里，可谓已经知道了基本事实。伏生就是当年秦时徵从齐鲁儒博士之一。秦始皇焚书时，伏生把禁书藏在墙壁中。如果伏生这类秦博士，也即齐鲁儒博士是秦始皇任命的博士官，按照秦始皇制定的律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自然不必担心被烧，可以光明正大收藏。说明伏生这个“秦博士”是秦时徵召的儒博士，与秦博士官是两码事。此证也可以支持前面关于“儒博士是文学士”的矛盾论。儒博士面对秦始皇焚书“兴太平”的举动，将儒家经典“壁藏之”，说明儒博士一直在暗中对抗秦始皇的*策。
替秦始皇管理书籍的博士官，必然是经过中央严格筛选才任命的人。据史料考证，博士官始于秦朝，肇始契机是替秦始皇消灭思想和舆论。因儒家宣传的*治理念与秦始皇的统治相冲突，故要打击这类舆论思想，就必需用这种专门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博士官来控制思想、管制书籍。这博士官最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要竭力维护秦始皇的统治，拥护大秦帝国的统治意识形态。故只有极力赞美和推崇秦始皇统治制度的博士仆射周青臣的博士才是博士官，不然哪来仆射一职。
其实从逻辑上简单推敲，也知一向以禁诗书、绌儒学为要务的秦始皇，不可能允许七十多名儒生博士管理百家书籍。儒博士一般都有弟子，称诸生。例如秦儒博士叔孙通就有儒家弟子百余人。如果让齐鲁儒博士掌控诗书百家语，岂非给了这些儒博士与弟子论古辟今、传议于世以机会？这正是秦始皇最害怕的。所以要“偶语者弃市（《秦始皇本纪》：“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要以“或为妖言以祸乱黔首”指控儒家议*。
秦始皇必须先把儒家议*的动机进行一番污蔑，才可以“合情合理合法”地公开打击儒家。用自己打击的对象去掌管自己打击的东西，秦始皇不会自我矛盾和幼稚到这种地步。
经过李斯对儒博士淳于越的反对，儒家的治国理念被秦始皇绌之不用，儒博士和诸儒生只能绌置在各地。儒生有郁节是正常的。秦始皇以儒生为以古非今、诽谤黔首之徒作为借口，不重用或忌用之。有这种相互抵触的微妙关系，一旦冲突爆发、矛盾激化，秦始皇第一个要严办的目标群体自然是他怀抵在心的儒生。
公正的评价，虽秦始皇对儒生怀抵在心，但根据现有的史料，他只惩治了非议自己求仙药失败的诸（儒）生四百多人，并未下令消灭儒生于世。秦朝甚至一直给儒生保留着博士的称号。到了秦二世末期，还能看到儒生与秦国君主参与议*的风景（《秦始皇本纪》“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还能看到儒家博士叔孙通受秦国君主重用的案例。说明秦始皇并非以消灭儒家为目的。而秦二世又比秦始皇对儒家的态度更缓和。更不用说尊重儒者的太子扶苏了。
总体来说，秦始皇对儒生态度冷漠、厌恶、打压，是出于儒家分而治之的古典*治理念太不利于解释秦的崛起和集权专制的现状，而且极大的动摇了秦始皇的统治威信。这让儒家成了秦始皇的眼中钉、肉中刺，*治冲突一触即发。
开辟这个话题，是想说明在秦始皇时代方士求仙药就与儒家的封禅有密切关联了。秦始皇封禅完毕后，方士徐巿一干人立刻前往阿谀谄媚，要求替秦始皇入海求仙药（《史记·秦始皇本纪》“既已，齐人徐市等上书”）。秦始皇时，虽然方士与儒生还没有更进一步的合作，但两者却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厌恶秦始皇的刚戾自用和跋扈残暴，都想找机会躲他远远的。
开启儒生与方士配合使用先河的是秦始皇无疑。目的是强化统治阶级的统治权威、延续统治者的统治生命。这无疑为汉武帝的借鉴效仿提供了经验。故至尊儒迷信的汉武帝时，方士与儒便能更进一步在祭祀*神方面有机融合。
巫蛊之祸——妇人们的“功劳”
汉帝国第一桩因巫蛊邪术受到严惩的案例发生在汉武帝时期的陈皇后身上。
在谈这桩案子前，我们得先谈谈汉初皇室婚姻的一个“魔咒”。
汉初皇帝的婚嫁一直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律，即只要皇太后在世，都会给皇帝安排自己宗族的女人做皇后。且都不能生育。譬如汉惠帝刘盈的皇后是她姐姐的女儿，这桩婚事就是吕后安排的。这种近亲婚姻刘盈当然非常反感，所以与他外甥女没什么结果。吕太后这么做的目的无非是想让自己家族的亲人紧密结合，便于巩固权势（《史记·外戚世家》“吕太后以重亲故，欲其生子万方，终无子。”）。到了汉景帝时，薄太后也以薄氏女为太子妃，因为是太后安排的女人，所以景帝登基后就立为了皇后。结果薄皇后也没有给景帝生一儿半女。薄太后死后薄皇后被废。到了汉武帝时，汉武帝的正妃便是陈阿娇。陈阿娇是长公主刘嫖的女儿，刘嫖是汉武帝的姑姑，又是窦太后的亲生女儿。所以窦太后当然一百个同意这桩婚事。由于这桩婚事又是一出外戚为了巩固权势撺掇而成的近亲婚姻，所以陈阿娇与汉武帝之间也没有什么感情结果，无子而终。
三代皇帝，三代外戚安排的婚姻，两代近亲婚姻，都没有开花结果。既是命运之不幸也是人伦之幸。
在汉初，外戚的权势很大，如吕太后、窦太后除了能够完全左右后宫，甚至有废立皇帝的权力。外戚架空皇帝的婚姻大事，历经吕太后、薄太后、窦太后、长公主、王太后（王*君）数代不衰，延绵两汉，可谓“阴盛阳衰”，曾直接引发王莽篡*，导致西汉覆灭。而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与陈阿娇的婚姻，同样也是外戚权利斗争的工具。所以可想而知汉武帝对自己与陈阿娇的这桩婚事投入感情成分有多少。有学者说汉武帝小时候有金屋藏娇的美意，说明汉武帝并非对陈阿娇一点感情没有。但这并不能证明当年汉武帝与陈阿娇之间的感情是一种成熟的爱情。何况哪个小孩子没有过家家的童趣，没有成家的幻想。
弄懂了这些基本的道理，再回过头来一一分析陈阿娇巫蛊事件中的几个重要女性。窦太后、长公主、栗姬、王夫人、陈阿娇、卫子夫、平阳公主。
窦太后——无所为，无所不为的女人
先看窦太后
话说汉景帝当年先立的太子是栗姬的儿子刘荣。长公主是个*治投资派，她有一个女儿陈阿娇，老想着把她许配给刘荣当皇后。但栗姬因为平日里长公主经常把宠妃介绍给汉景帝，所以怨恨长公主而没有答应（《外戚世家》“长公主嫖有女，欲予为妃。栗姬妒，而景帝诸美人皆因长公主见景帝，得贵幸，皆过栗姬，栗姬日怨怒，谢长公主，不许。”）。我们在读这一历史事件时，不能把窦太后舍去不谈。
在撮合太子刘荣和陈阿娇婚姻这件事上，因为长公主与窦太后有母女的利益关系，所以长公主的利益也与窦太后的利益有直接关系。拒绝了长公主，就等于不给窦太后面子。而伤害了权威熏天窦太后，就等于与中央为敌。所以要先谈一谈窦太后。
窦太后在汉景帝时有多大的权威？上面在谈“儒生之言不得用、*老之术大盛行”时就颇见一二。窦太后基本上可以左右中央的主流*治思想。关于窦太后在汉景帝朝的权威之大，可以用四处记叙来证明。
《外戚世家》：“窦太后好*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帝、老子，尊其术。”仔细品这句话，从“窦太后好”、“帝”、“太子”、“诸窦”、“不得不”、“尊”几处遣词用字，便可知窦太后的权威达到了可以以命令的口吻让皇帝和太子尊崇某个事物的地步。可谓直接左右着皇帝和太子的意志和好恶。
《儒林列传》：“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再品这句话，可知，迫于窦太后的压迫，诸儒博士在朝廷没有任何作为。窦太后可以左右中央任命选拔官员的方向。
《儒林列传》：“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这是一段很能说明窦太后权威熏天、飞扬跋扈的记叙。司马迁为了突出窦太后的霸道，特意避嫌在《儒林外传》穿插一段写这件事。通过此事可知只要儒生令窦太后不快，便会遭到非人道的凌辱和虐待。显然窦太后没有专心学习和认真贯彻*帝老子经世济民的道德之术，而是把心思放在捍卫*老的虚本之术上。面对窦太后对辕固生的恶意惩罚，汉景帝竟不敢直接制止，而是间接地通过丢利刃拯救了辕固生。可见谁要是敢直面贬低窦太后奉行的*老之术，谁要是敢当面冲撞窦太后，谁就要倒大霉，皇帝尚不能特赦。窦太后之权势由此可见。事后窦太后迫于“无以复罪”，才勉强罢休。
《史记·梁孝王世家》：“上废栗太子，窦太后心欲以孝王为后嗣。”“袁盎等入见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终，欲立谁？’太后曰：‘吾复立帝子。’”话说景帝废黜了太子刘荣后，窦太后考虑立自己的小儿子梁孝王刘武为汉景帝的接班人。后来迫于大臣劝谏的压力才放弃这一想法。注意袁盎在问窦太后“欲立谁”时，窦太后回答“吾复立帝子”，窦太后说“吾”“立”，说明其已能直接操纵改立宗嗣，窦太后之权力之大再显一斑。
正因窦太后的权势大到近乎僭越的地步，所以《外戚世家》有记载这样一件事：“绛侯、灌将*等曰：吾属不死，命乃悬此两人。两人所出微，不可不为择师傅宾客，又复效吕氏大事也。于是乃选长者之士有节行者与居。窦长君、少君由此为退让君子，不敢以尊贵骄人。”这件事是说窦姬当上皇后以后，她失散多年的兄弟窦长君和窦少君来长安投奔，窦皇后贵而骄之，厚封于长安。这引起了绛侯、灌将*等一批老臣的不满，认为这两个人将来可能会如同吕产、吕禄一样，仗着皇太后的势力飞扬跋扈、图谋神器。纵观《史记·外戚世家》，汉初还只有窦氏被比做吕后一般的势力。其实细考《外戚世家》，窦太后与吕太后本就有关联。窦太后原先是侍奉吕太后的宫女，后来被吕太后看好，赐予诸侯。在跟随吕后左右那段时期，窦太后不可能不受吕太后性格的影响（《外戚世家》“吕太后时，窦姬以良家子入宫侍太后。太后出宫人以赐诸王，各五人，窦姬与在行中。”）。此可推窦氏的权欲之大有其耳濡目染的因素。
分析完了窦太后的权威。那么窦太后对汉武帝与陈阿娇这桩婚姻是何态度？翻遍《史记》找不到。但窦太后对这桩婚姻的态度、对景帝废立太子持有的反应，对刘嫖的极度宠爱，倒是可以从别处觅到。
《史记·外戚世家》：“窦太后后孝景帝六岁崩，合葬霸陵。遗诏尽以东宫金钱财物赐长公主嫖。”窦太后临死前把东宫的所有金钱财物都赐予了长公主。窦太后的亲孙子们一个子儿也没有。为什么会这样？盖与窦太后持有的“殷道亲亲”观念有关。
殷道亲亲与周道尊尊不同。周道敬其尊，不论是子对父尊，还是妃对帝尊，都讲究以始为敬，以上为尊，以长为尊，固父传嫡子，嫡子传嫡孙。殷道亲其亲，亲愈亲，亲之权势愈重愈大，故对巩固某一狭隘亲戚圈的权利有好处。窦太后之所以尽赐东宫金钱财宝于长公主，是因为景帝死、梁孝王死，与窦太后最亲的莫过于她的亲女儿长公主。与长公主比起来，窦太后的亲孙子们再亲也不过是其他女人生的，无法与自己的女儿比亲近。在这种狭隘的亲戚利益观念下，皇帝是难以体现个人的尊敬和威严的，也很难树立自我正统，中央的权利分配只在一个极狭小亲戚圈进行。所以通常皇亲国戚（外戚）喜欢依赖“殷道亲亲”的观念吃饭。因为外戚的权势都是建立在皇家的亲情基础之上的，如果皇帝能够亲其亲，无疑巩固了外戚的势力和地位。对于一些强势到僭越的外戚权力人物来说，“殷道亲亲”有着削弱皇权威和代表正统的功能，正好合理化了他们的跋扈和骄横，为皇亲国戚势力垄断权利提供了保障，甚至能为皇亲国戚擅权篡位提供*治观念上的支持。所以“殷道亲亲”正好适合于权势极大的吕太后、窦太后和西汉后期的王太后。唐朝的武则天、太平公主也都是此观念的执信者。
这也是为什么儒学令窦太后极为厌恶的另一原因，儒家思想包含着“不独亲其亲”的观念，包含着“君权正统”的思想，显然不利于外戚通过霸占亲情垄断权势。
通过《梁孝王世家》我们知道窦太后是崇尚“殷道”的。“殷道亲亲”主张一个人打出生后就应该先有利于自己最亲的人，父死同母兄最亲，以此类推。故而殷商的皇帝死后先立皇帝的亲兄弟为帝。这是窦太后当年欲立次子刘武为帝的理论由头。
那么又能从窦太后欲立刘武为后嗣得到什么讯息？
《史记·梁孝王世家》载“上废栗太子，窦太后心欲以孝王为后嗣。”在前面的议题中虽然分析过这句话，但那是为了证明窦太后权势之大能左右后嗣的废立。这里如果以窦太后对长公主那桩婚事的态度出发重新品读这句话，便知窦太后对长公主撮合的这桩婚姻情绪并不高，甚至另有自己的算盘。
窦太后欲立梁孝王为帝正好发生在汉景帝废太子刘荣后。我们知道，废太子刘荣是长公主刘嫖在背后撺掇汉景帝的结果。因为刘荣的母亲栗姬不同意娶长公主之女陈阿娇为妃，与长公主有间隙，所以长公主设计将栗姬和其子废黜，便等于除掉了将来的*治敌人。显然，长公主这么做的目的是扶持一个可以托付自己女儿为皇后的太子。而在这之前长公主已经有了一个合适的培养对象，就是汉武帝。这是废栗太子对长公主来说的最大利益。对此，窦太后不可能不闻不知。但窦太后却另有算盘。窦太后在废栗太子后突然“欲以孝王为后嗣”。显然这与长公主的期待有较大冲突。虽说孝王同样是长公主的亲弟弟，但一个是弟弟当皇帝，一个是女婿当皇帝，两者的差别在长公主那里就大了。弟弟当皇帝对长公主来说是多了一个不好控制的同辈靠山。而女婿当皇帝，将来长公主便可以用姑母和岳母双重辈分压制皇帝，还能以“扶皇帝上位”为由邀功得宠。可见，长公主与窦太后在景帝废栗太子这件事的目的上不统一。由此可推理，窦太后在设计废栗太子一事上是趋于不完全支持而又不否定长公主的，原因有两点，其一因为窦太后与栗姬不亲，而与长公主为母子。出于母子利益，窦太后会支持长公主；其二，窦太后的动机是想让自己的小儿子取代栗太子当上皇帝，以达到她“殷道亲亲”的目的。但对长公主想要急于煽乎汉景帝立刘彻为太子，窦太后并不一定感冒。基于想要让自己次子当皇帝的心理，窦太后希望废太子，但又不希望急立太子。
虽然窦太后对长公主设计废栗姬而欲立刘彻为太子持犹豫态度，但也没有反对传位于刘彻。窦太后的想法是待自己的次子刘武死后，再复立刘彻为接班人。《史记·梁孝王世家》“袁盎等入见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终，欲立谁？’太后曰：‘吾复立帝子。’”这说明窦太后原则上是支持汉武帝继承大统的，只是想要先让自己的次子刘武当皇帝。自然这样的想法被众大臣否驳了。所以还不能下结论说窦太后是否定、排斥、反对长公主设计的这门婚事的。
虽然窦太后欲立景帝弟为帝的目的没有达成，但受“殷道亲亲”观念的主导，窦太后与长公主仍是站在一起的，她俩都希望太子刘彻能够娶一个与她们有亲戚关系的女人当正妃。太子娶的正妃应该优先从自己亲戚家的女人中挑选，而不是在外人中挑选一个尊顺皇帝的外妃。这个人就是陈阿娇，窦太后的外孙女，长公主的亲女儿。
对外戚来说“殷道亲亲”的婚姻正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所以我们得见吕太后许外孙女于刘盈，见薄太后许薄氏女于景帝，见长公主许陈阿娇于刘彻。历代以来这种看似荒诞近亲婚姻，在远古时代却迎合着皇亲国戚势力“殷道亲亲”的利益观念。窦太后自然也会支持。长公主刘嫖对于设计这样的婚姻也就要风得雨，连汉景帝都不得不受其摆布。
“用人唯亲”也是在这种强大的亲戚利益观念下产生的。汉武帝又是这种皇家风气的耳濡目染者之一，其后来重用卫青、霍去病，一定程度上也是受了此种*治利益观念的影响。
既然长公主在这件事上要风得雨，长公主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长公主——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外戚世家》关于长公主的记叙非常耐人寻味。
《外戚世家》：“长公主嫖有女，欲予（刘荣）为妃。栗姬妒，而景帝诸美人皆因长公主见景帝，得贵幸，皆过栗姬，栗姬日怨怒，谢长公主，不许。长公主欲予王夫人，王夫人许之。长公主怒，而日谗栗姬短于景帝曰：‘栗姬与诸贵夫人幸姬会，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挟邪媚道。’”
从这一段话能够看出，长公主是一个心机重、善攀附、自私且手段阴险的人，报复心也强。
关于长公主的性格特点和心机，还有一个故事很有表现力，就是著名的“金屋藏娇”。《汉武故事》载“胶东王（刘彻）数岁，长公主嫖抱置膝上，问曰：‘儿欲得妇不？’胶乐王曰：‘欲得妇。’长公主指左右长御百余人，皆云不可用。末指其女问曰：‘阿娇好不？’于是乃笑对曰：‘好！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也。’”长公主在汉武帝尚孩童的时候，就开始为自己、为自己的女儿筹划“星光大道”了。她将年幼的刘彻抱在膝盖上，给刘彻以亲切感和安全感，拉近与刘彻的距离，卸下童年刘彻的防备心，随后她并没有与自己的小侄子展开更多有趣的亲情互动，而是直奔一个对幼儿来说颇为懵懂的主题，“儿欲得妇不？”。历来对长公主的这一行为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长公主是个亲情满分的“好长辈”，对刘彻如此关心，如此喜欢刘彻，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刘彻；另一种说法则认为长公主话里有话，是在铺设*治资本，如此哄刘彻是要试探一下王夫人的态度，好为自己的女儿找到下家划一个底线，或者说保险线。幼时的刘彻心思尚不健全，也就便于刘嫖引导哄诱。虽然长公主“如愿”换来了刘彻的许诺，但长公主明白，这许诺对刘彻来说，仅仅是一场亲人间表达羁绊的调侃，只是一场过家家式的玩笑。但在长公主、在王夫人看来，却意味着一场*治合作的默契达成，意味着一个潜伏的*治计划的开始。
虽然刘嫖在之前先找了刘彻去“牵线”，但区区胶东王对刘嫖来说只是嫁女的底线、保险。到了真正嫁女的时候，趋炎附势的刘嫖自然还是要先去巴结太子刘荣。毕竟嫁女为太子妃才能最大化地巩固自己的利益。遭到栗姬谢绝后，身为长公主的她并没有使性子发脾气，这似乎说明她对自己女儿是何成色心里也有数，对栗姬的反映心里有数，栗姬看不上自己的女儿或在刘嫖的意料之中。读到这里可以琢磨，长公主自己知道自己平日里经常给汉景帝介绍宠妃，身为女人的长公主，肯定也知道栗姬会因此埋怨自己，故而当栗姬拒绝长公主后，长公主并没有太大的意外。由于此时长公主还未有未来靠山，所以还不便与栗姬撕破脸，长公主还是要掖着这鼓气，继续找下家，顺便进一步“验证”到底是自己的女儿不中哪个皇子都看不上，还是栗姬因为怨恨自己在报私仇。凭长公主的心眼，她“验证”的对象不能比刘荣获得的尊崇差，必须是在宫廷里获宠高于其他皇子的贵人，最好与自己交情匪浅。
长公主的第二个候选人并非汉景帝次子、三子、四子……而是因“梦日入其怀”获贵的王夫人的孩子刘彻。刘彻是汉景帝的第十子。长公主为何不去寻次子、三子“验证”？因为他们都不及刘彻的尊宠重。《史记·外戚世家》载：“男方在身时，王美人梦日入其怀，以告太子（景帝），太子曰：‘此贵征也。’”汉景帝对刘彻是偏爱的，司马迁特别用“贵征”形容刘彻在皇子中的地位。而刘彻的母亲王美人也早在景帝当太子时就被“幸爱之”。若非皇室立嫡立长的传统，估计汉景帝八成会破格传位给刘彻。
刘嫖欲予女于王夫人时，王夫人爽快答应。本来长公主对自己女儿被栗姬拒绝还持保守态度，没想到王夫人轻松无条件答应，人比人气死人，这直接衬托出栗姬对刘嫖报私怨。这一前后对比形成的心理落差，彻底激发了长公主对栗姬的怨恨。又因为*治上有了未来靠山和投资对象，长公主便可以放心地将栗姬锁定为自己的*治敌人。除掉栗姬，利用殷到亲亲的窦太后的权势支持和汉景帝对刘彻的宠爱，可以顺理成章地把显贵的刘彻供上太子位，这样以来自己的女儿仍是太子妃。可见刘嫖一开始就是冲着太子妃的位置谋划女儿婚姻的，这个心不会死，这符合刘嫖的性格。
不废掉太子刘荣，将来她的儿子当皇帝，长公主必定受尽栗姬的窝囊气。既然栗姬怨恨刘嫖在先，刘嫖就干脆先把栗姬除掉。为此长公主大抵设立了两个目标：一，不能让栗姬和太子刘荣继续耀武扬威，必须想方设法大肆“炒作”栗姬的“负面新闻”，把栗姬的好感度和形象彻底抹黑。二，想方设法捧王夫人做皇后，捧刘彻做太子，“报道”王夫人的光辉形象，这也是刘嫖嫁女的本质动机，是刘嫖打击栗姬的最终目的。毕竟长公主一开始就只盯着太子妃的位置谋划姻亲，区区皇子妃填不满她的权力欲。
刘嫖是铁定了心要跟栗姬为敌。她虽是长公主，但按照汉律她没有权力参与皇后乃至太子的婚姻废立大事。她该怎么切入这件事呢？刘嫖有两个法宝——汉景帝、窦太后。
《史记外戚世家》提到“而景帝诸美人皆因长公主见景帝，得贵幸。”长公主对汉景帝来说简直就是大汉第一“媒婆”，长公主让景帝宠幸谁，景帝就宠幸谁。显然，长公主是吹枕边风的高手。而且长公主一出马，便可笼络很多后宫的美人。这些美人大都因为欠长公主的人情，会在景帝面前给长公主带高帽子。一旦长公主在景帝面前给栗姬穿小鞋，这些后宫获宠的和想要获宠的美人势必都跟长公主一个鼻孔出气。所以哪怕景帝为栗姬的事询问其他美人，得到的回答也都是栗姬的“绯闻”。因此前后结合分析便明白，长公主之所以经常替这些美人说好话，让她们在景帝面前获宠，就是让这些美人欠自己的人情，为了有一天能通过她们左右后宫的舆论进而左右废立大事，为自己图谋利益。汉景帝一方面迫于长公主是自己的姐姐，一方面也颇因有美女泡而感激长公主，再加上美人宠妃替长公主唱赞歌，汉景帝怎么能不由长公主摆布呢？这还不算长公主的另一个法宝靠山，窦太后。
上面分析过，窦太后对长公主之溺爱是显而易见的。窦太后是“殷道亲亲”观念的持有者，她与栗姬本来就没有什么亲戚关系，在撺掇贬废栗姬的事上，窦太后必然是支持长公主的。因为窦太后此时正打着立梁孝王为帝太子的小算盘。贬栗妃废栗太子是个送上门机会。
长公主是如实施报复的呢？
《史记·外戚世家》“长公主怒，日馋栗姬段于景帝曰：‘栗姬与诸贵夫人幸姬会，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挟邪媚道。’”长公主的第一招是给栗姬穿小鞋，打栗姬的小报告。上面说过，长公主在后宫的人情不少，景帝要想调查这件事，后宫的诸宠妃自然会帮长公主说话。同时这也是帮她们自己说话。毕竟栗姬的儿子是太子，把她敲掉对后宫其他宠妃是有利的。所以这个小鞋，栗姬是穿定了。
第二招是不断说王夫人和刘彻的好话，《外戚世家》“长公主日誉王夫人男之美，景帝亦贤之。”这叫“贬低A的同时抬高B”。正好景帝当太子时就以王美人“梦日入怀”而贵幸其母子，再加上长公主说好话，景帝基本已经把刘彻当成了太子第二号候选人。就差一个由头。这个由头是由王夫人设计完成的，后面再谈王夫人。
到这里，长公主的工作就做完了。她负责前期煽风点火，外加统战后宫的美人宠妃营造栗姬的负面舆论。并且通过自己的关系为王夫人和刘彻“打广告”。可以说景帝废刘荣、贬栗姬，立刘彻为太子，长公主是“首功”。难怪当汉武帝疏远陈阿娇时，长公主向平阳公主抱怨：“帝非我不得上，已而弃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倍本乎！（《外戚世家》）”长公主显然低估了汉武帝，以为靠嫁女儿当皇后就能左右新主子，就能像吕太后、窦太后一样，挟天子而令诸侯。结果却令她非常失望。她的女儿陈阿娇竟不能生育。所以长公主只能如热锅上的蚂蚁，眼睁睁看着自己辛辛苦苦设计的这门婚姻迅速衰败死亡。
当年卫子夫获得宠幸有了身孕后，长公主妒意大发，下令逮捕卫子夫的弟弟卫青，打算杀了卫青解恨，借此警告汉武帝、恐吓卫子夫，《卫将*骠骑将*列传》“大长公主闻卫子夫幸，有身，妒之，乃使人捕青。青时给事建章，未知名。大长公主执囚青，欲杀之。”后来全靠朋友公孙敖劫狱救了卫青才让长公主没有得逞，“其友骑郎公孙敖与壮士往篡取之，以故得不死。”表面上看，这只是长公主出于嫉妒恨而报复卫子夫。然而这个时候卫青“未知名”，还不知名，刘嫖为何要大费周章去逮捕甚至要杀掉一个无名小卒？显然长公主的顾忌是怕卫青因为卫子夫的受宠，而被汉武帝重用，成为威胁自己的敌对力量，所以干脆趁卫青还未崛起，就把他杀了。这样以来既能警告汉武帝、威胁卫子夫，也能剪除和打击卫子夫的亲戚力量，折断卫子夫家族的有力臂膀。而卫子夫背后的推手又是平阳公主。杀了卫青，也是打击平阳公主与卫子夫这一派外戚联合势力。显然这又是一场外戚与外戚之间的利益斗争。然而长公主幼稚无知的是，按照她和她母亲窦太后一贯持有的殷道亲亲利益观，平阳公主与汉武帝是同母至亲，汉武帝必然向着平阳公主大过向着自己这个姑姑。所以当卫青被公孙敖救了以后，汉武帝不但没有帮长公主出气，反而提拔重用了卫青，公然保护起了卫青。这说明汉武帝已经开始公然与长公主对着干。显然长公主刘嫖的一系列做法，不但没有达到她想要的目的，反而让汉武帝对长公主母女恃权跋扈、打击异己的行为极为反感和提防。反而使汉武帝产生了基于自身利益的殷道亲亲的想法。
最后没有办法，气急败坏的长公主只好频繁到平阳公主那里责难平阳公主搅合了自己设计的婚姻。平阳公主则淡定地回击道“用无子故废耳”。由此可看出，长公主与平阳公主实际上是不同的两个外戚利益集团。长公主刘嫖被平阳公主一针见血呛的哑口无言。就这样，随着自己女儿无子被废，长公主刘嫖的计划正式宣告破产，从此销声匿迹于历史之中。
有人评价长公主时，说她阴谋算计、谗害他人，終获报应。自己的女儿虽贵为皇后，却生不出皇子，岂不应了那句“坏事做尽，断子绝孙”的古谚吗？其实通读历史，长公主也只是封建时代后宫诸多利益斗争份子中不怎么突出、手段比较肤浅幼稚的一个。她不过是想让自己的女儿享受荣华富贵，不过是想捍卫她皇族血统的地位尊严。她对栗姬的谗害，虽然暴露她贪婪权势、损人利己的一面，但却是生在宫廷中的不得已。而汉景帝对立后的优柔寡断和汉初帝王对孝道、对亲情的过度尊顺，也都为后宫的争斗和皇亲国戚的飞扬跋扈提供了有机的土壤。
栗姬——汉代第一个刁蛮皇妃
关于栗姬，《史记》交代的并不多，只说她是齐人。她的儿子虽然是太子，然栗姬却不能做皇后。
汉景帝早年有一个正妃薄氏，是薄太后许给汉景帝的（当时还是太子）。迫于薄太后的关系，汉景帝登基后就将薄姬立为了皇后。簿氏皇后不能生育，无子，所以得不到汉景帝的宠幸。此时栗姬虽然已为汉景帝生下长男，但薄太后尚在世，未能改立栗姬为皇后。待薄太后死后，景帝立刻废薄皇后，立栗姬子刘荣为太子。但栗姬仍未当上皇后。这就让人不解。
《外戚世家》在描述栗姬时，有一句特别重要的话，“而景帝诸美人皆因长公主见景帝，得贵幸，皆过栗姬”。这句话似乎间接透露栗姬之所以没有当上皇后，是因为她实在获宠不大。
那就得看看景帝身边的女人都有哪些。哪些女人会成为阻碍栗姬成为皇后的绊脚石。
除了无子嗣的薄皇后，孝景帝共有六个妃姬，《五宗世家》：“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为王，而母五人。”五宗世家所说的“母五人”是指封王的十三个皇子的母亲，并没有包括汉武帝的母亲王娡。所以汉景帝总共有十四子六个嫔妃。一个是为汉景帝生下长子刘荣、刘德、刘閼于的栗姬；一个是生下刘馀、刘非、刘端的程姬；一个是生下刘彭祖、刘胜的贾夫人；一个是刘发的母亲唐姬；一个是汉武帝的母亲王娡；一个是生下刘越、刘寄、刘乘、刘舜的王娡的亲妹妹王兒姁。其中前五个嫔妃栗姬、程姬、贾夫人、唐姬、王娡都是在汉景帝当太子时就获宠的。判断依据是，直到王娡刚生下汉武帝，景帝就登基了，《外戚世家》“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而王夫人的妹妹王兒姁是在王夫人诞下汉武帝之后入的宫，《外戚世家》“先是臧兒又入其少女兒姁，兒姁生四男。”所以王兒姁应该没当过太子妃，直接当了皇妃。
分析到这里，就基本明了了汉景帝身边的女人们。
汉景帝对这些女人的宠爱又如何呢？
由于史记对汉景帝嫔妃的年龄容貌记录不详，所以可将判断景帝嫔妃获得宠爱的依据统一划分为四个因素：一，子女的数量。二，儿子的数量。三，是否善于挟媚帝王。四，子嗣获封的优劣。
嫔妃子女的数量显示皇帝与她发生亲密性关系的次数。嫔妃儿子的数量能够保障嫔妃在后宫的地位和权势。嫔妃善于挟媚帝王便能够魅惑帝王。子嗣获封的优劣也能表现皇帝对嫔妃的宠爱程度。
薄皇后是薄太后从薄氏中挑选的女人，把她许配给汉景帝当太子妃，也是为了体现薄氏宗族的地位。可惜薄皇后不能生育，汉景帝就是想尊崇她也不行。薄太后死后，薄皇后被废。
栗姬既然为汉景帝生下包括长子在内的三个儿子，说明栗姬是汉景帝第一个宠幸的妃子。显然，从后面栗姬怨“诸美人贵幸皆过自己”来看，栗姬渐渐被景帝冷落了。但也表明她曾获贵幸。
程姬是汉景帝第二个生下皇子的嫔妃。程姬有三个儿子。程姬是一个很低调的皇妃，她对汉景帝的态度比较冷淡。甚至在汉景帝召幸她的时候，拒绝服侍，《五宗世家》“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辞，不愿进。”如此以来，也就难以获得景帝的宠爱。自然不会是阻碍栗姬称后的有力绊脚石。
唐姬就更非这块绊脚石。她原先是程姬的侍女，程姬不愿服侍汉景帝，而让唐姬代替自己服侍汉景帝。汉景帝酒后误临幸了她。生有一子。《五宗世家》“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辞，不愿进，而饰侍者唐兒使夜进。上醉不知，以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觉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发。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长沙王。以其母微，无宠，故王卑湿贫国。”唐姬肯本不获宠幸。
贾夫人有两个儿子，子嗣不及栗程二姬。关于贾夫人，《史记》载有一个小故事。说有一次，贾夫人在如厕，结果厕所跑进一只野猪。汉景帝让随同的酷吏郅都去救贾夫人，郅都力不能行。于是汉景帝打算亲自去救贾夫人，结果郅都劝阻汉景帝说：“死一个妃子再找一个就行了，天下难道只缺贾夫人吗？而陛下如此轻率，一旦发生不幸，如何对得起宗庙社稷和太后？”汉景帝于是放弃，所幸野猪也跑了。（《酷吏列传》“贾姬如厕，野彘卒入厕。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贾姬，都优上面曰：‘亡一姬复一姬进，天下所少宁贾姬等乎？陛下纵目轻，奈宗庙太后何？’上还，彘亦去。”）归根结底贾夫人仅仅只是“亡一姬复一姬”的一般宠姬。不过，要知道对付这只野猪连郅都都力不能行，《史记》称郅都“为人勇，有气力”，能让汉景帝有不顾安危亲自去救的想法，至少说明贾姬在汉景帝心中有一定的位置。从其子分封为赵王和中山王来看，其分封地皆为富地。当代出土的中山靖王墓葬可以说明贾夫人的儿子过着奢侈的生活。贾夫人应该有相当的获宠，但仍不能在立后这件事上动摇汉景帝对太子母栗姬的尊崇。
那么只剩下两个人，就是臧兒的两个女儿——王娡与王兒姁。
王娡一入太子宫，便获太子的“幸爱”。遂有一男三女四个子女。在子女数量上，她胜过前面所有的嫔妃夫人。更为重要的是，王娡虽然只剩下一名皇子，但却是“梦日入其怀”的“贵种”。景帝对此的看法是“此贵徴也。”这一看法成为极为重要的关键。纵观汉初，还只有汉高祖和汉文帝出生时，被冠以感生说。刘媪梦神而生高祖，薄后梦龙而生刘恒。连汉景帝都没有这待遇。在迷信的时代，此种说法会急剧提高皇子的地位。更会使妃子因此获宠。在这一点上，前面的嫔妃又不能比。《外戚世家》说，王娡与她的宝贵皇子刘彻，让汉景帝在立后这件事上“计未有所定”。王美人确实可能成为阻碍栗姬成为皇后的最有力的绊脚石。
王兒姁是王娡的妹妹，她有四个儿子，是众嫔妃中儿子最多的。而且她基本上应该很年轻，有年龄优势。刚一入宫就让太子“幸爱之”，容貌应属绩优股，故史称“美人”。显然这位年轻的新人获宠的程度要比栗程贾三妃还要高。
对于栗姬来说，在薄皇后突然被废后，有这么多具有竞争力的皇妃存在，难免使得汉景帝一时难以做出立后的决策。这是景帝不立栗姬为后的主观因素。前面分析过，栗姬还要面临窦太后和长公主的排挤。窦长二人始终都不想让后宫的外戚势力再多一个外人竞争者。这成为景帝不立后的客观因素。
那为什么栗姬会遭众人的挤兑？栗姬本人又是什么性格呢？她自己对她自己的影响又如何呢？
先来读这一句话，《外戚世家》“栗姬妒，而景帝诸美人皆因长公主见景帝，得贵幸，皆过栗姬，栗姬日怨怒，谢长公主，不许。”从“妒”、“日怨怒”、“谢”、“不许”，可以看出，栗姬是一个容易妒恨、常积怨气、爱泄私愤的女人。这说明她面对竞争常无法自拔地处于一种极度纠结的焦虑情绪中。有这种性格的女人，一般都很记仇，常透着杀气。故而在宫廷的人缘一定不好，她一定会有言行上的不当。换句话说，栗姬很容易被人抓住把柄。比如长公主和王夫人。
不仅仅只是对后宫的女人有意见、有怨结，栗姬对汉景帝也敢大耍脾气，《外戚世家》载“景帝嘗体不安，心不乐，属诸子为王者于栗姬，曰：‘百岁后，善视之。’栗姬怒，不肯应，言不逊。”
栗姬敢在景帝身体不适，心情不好的时候朝汉景帝抱怨，对于后宫嫔妃来说，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了。而且景帝很明显是想试探栗姬的态度，希望栗姬能在自己死后，善待自己的皇子们。显然这么做说明景帝对栗姬还抱有一丝期待。此时只要栗姬服个软，答应善待，并且卖个乖宠，估计景帝就不会考虑废后了。可惜栗姬属于“日怨怒”的类型，她是积怨型的性格，怨气只会越来越膨胀。所以竟“言不逊”。可以说，栗姬之所以在薄皇后死后，未被立为皇后，盖与她性格差、品性不优、态度傲慢、难以亲近有极大关联。
透过这两个例证基本可以判断，长公主说栗姬“与诸贵夫人幸姬会，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挟邪媚道”，应该不是诬陷。连汉景帝心不乐时栗姬都敢对汉景帝“言不逊”，更何况面对后宫那些地位尚不及自己的诸夫人。
栗姬的儿子是太子，若将来以后她成为太后，如同吕后对待汉高祖的宠妃一样，那些获宠的女人岂不都要遭殃？在大汉朝这是皇妃最惧怕的事。栗姬别的本事没有，倒是在记仇、嫉妒、发怒、报复方面，与吕后颇为相似。但吕后至少还能在汉高祖活着的时候表现的很恭顺、很像慈母，所以汉高祖終不废。而栗姬却敢在汉景帝身体不适、心情不好时公然顶撞汉景帝，对汉景帝的托付“不肯应”、“言不逊”。还没当皇后，脾气就如此火爆，一旦让她做皇后，诸皇子、后宫、乃至朝*还有好吗？
纵观汉初几位太后，吕太后以*治手腕见长、薄太后以妇人之德见长、窦太后以慈威有度见长，栗姬有什么做太后的长处呢？不但才德威仪上不及汉初三太后，就连心理承受能力也较差，栗太子被废黜后栗姬便郁愤而死。当年吕后为楚俘虏，没有崩溃，故称女主；薄后幽代不宠，没有堕落，故称贤后；窦后误籍代国，没有暴弃，故称太主。
栗姬本身的性格缺陷，就已使得她难以成为汉景帝青睐的皇后候选人。她的狭隘嫉恨更逼得后宫其他女人要阻止她得势以保平安。
或许正是看出了太子刘荣的母亲栗姬有这种极不好的性格，长公主才提前着手培养削弱栗姬宠幸的后宫美人，试图酝酿力量打击、排挤栗姬。
汉景帝对栗姬又是一个什么态度呢？
客观来说，汉景帝已经给足了栗姬台阶。景帝是给了栗姬多次表现机会的。即便面临非议和外戚压力，汉景帝也没有草草贬废栗姬。
长公主打了栗姬的小报告后，汉景帝“以故望之”。汉景帝并没有直接找来栗姬进行贬斥。其实作为一个皇帝，一个男人，景帝当然理解后宫女人争宠时会发脾气，会闹情绪。景帝把这件事压下来，是当作“妯娌不和”的家庭琐事处理了。这对栗姬来说是客气的。
小报告打到汉景帝跟前，或许让景帝有了“考察”栗姬的想法。之所以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或许景帝也会觉得立太子而未立皇后对栗姬不公，所以暗自打定主意考验栗姬一番。汉景帝知道询问后宫美人嫔妃是听不到实话的，所以只有亲自考察栗姬。汉景帝无疑想给栗姬制造这样一个“咸鱼翻身”的机会，一个能够堵住后宫“悠悠之口”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前面讲的“景帝嘗体不安，心不乐，属诸子为王者于栗姬，曰：‘百岁后，善视之。’”景帝之所以这样问，显然是想要告诉栗姬要有做后宫之主的仁爱气度，如能做到，自己百岁之后太后之位自然是栗姬的。故才暗示她在自己死后要对诸皇子善视之。如果此前景帝内心已经打算废除太子刘荣贬黜栗姬，完全没有必要为了栗姬搞这一出。只要栗姬能把握住这次机会良好表现，就算来不及做皇后，将来跃升为太后也是时间问题。毕竟此事还没牵扯到刘荣。结果栗姬竟公然对汉景帝“不肯应、言不逊”地乱发脾气。这下可好，景帝亲自“验货”，结果如长公主说的一样，栗姬性格极为恶劣，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将来做了女主还了得？故“景帝恚，心嗛之而未发也”。此时景帝已认为栗姬的坏脾气和小心眼是铁定改变不了了。故而产生了排斥怨愤栗姬的情绪。但仍没有爆发出来。为什么没有爆发出来？因为栗姬毕竟是太子母，太子在古代是君权继承人的表示，是不能随便妄动的。如果问题的性质并不是很严重，一向处事公正的汉景帝不会草草惩治栗姬、贬废太子刘荣。
毕竟帝王终归是帝王，如果汉景帝的独裁情绪上来，执意要以此事严惩栗姬，栗姬是无话可脱的。可见莫不是汉景帝对栗姬留有的感情在保护栗姬。
与此同时，长公主也没闲着，她在汉景帝面前不断帮王夫人戴高帽子，《外戚世家》“长公主日誉王夫人男之美。”景帝也喜欢刘彻，再加上之前王夫人怀孕时的“贵徴”，景帝完全可以顺水推舟废掉栗姬，改立刘彻为后嗣。但汉景帝依旧“计未有所定”。有这么多由头，废栗姬太子对汉景帝来说易如反掌，为什么汉景帝依旧犹豫不决。乃因之前的矛盾在汉景帝看来依旧只是家庭内部的感情琐事，毕竟老夫老妻，没必要闹到废太子的地步。《外戚世家》“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汉景帝只是火没有下去而已。
眼见景帝没往废太子刘荣方面考虑，没有往废黜栗姬的念想，只是在跟栗姬*气而“怒未解”。所以王夫人等不急了，暗中派人把这个感情纠纷挑拨为了*治矛盾，《外戚世家》“（王夫人）阴使人趣大臣立栗姬为皇后。大行奏事毕，曰：‘「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今太子母无号，宜立为皇后。’景帝怒曰：‘是而所直言邪！’遂案诛大行，而废太子为临江王。栗姬愈恚恨，不得见，以忧死。”
历代以来，立皇后、立太子都是国家的重大*治举措。贵妃、美人、夫人皇帝想怎么立就怎么立，与国家*治无关，但唯独皇后不能随便立、随便废。所以之前栗姬虽对汉景帝百般冲撞，汉景帝都当作家庭的感情纠纷。一旦有人上纲上线到立后，就使栗姬的行为变成了一种有*治企图的对汉景帝和后宫其它嫔妃的打击报复。这样就犯了汉家吕氏外戚搞*治图谋和*治报复的大忌。汉景帝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不但处死了与此事无辜的大行，更贬黜了太子刘荣，拒见栗姬。以栗姬狭隘之性格，自然忧愤而死。此事景帝处理也过于莽撞，有失明君之风。
总结下来，栗姬性格方面的致命缺陷是她身败名裂的最重要原因。在整个排挤栗姬的计划里，给了栗姬最后也最致命一击的，就是她最大的竞争对手王娡王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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