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立宗，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来源：《思與言》第52卷第2期，年6月，頁1-61。
壹、前言礦業發展攸關國計民生，常被視為國家能否富強的關鍵。回溯中外社會轉型、國力消長的演變，工礦業等經濟領域的興衰與生產技術變革影響，經常成為檢討關注的焦點。尤其17、18世紀是傳統中國礦業發展的繁茂時代，出現官營朝向民營的轉型態勢，各界礦業知識與對礦產品需求有著明顯的提升，同時卻也是斷層落後的起始，隨著礦業開發幅度的減緩，至19世紀的中國，已遠遠不及西歐諸國工業革命後的發展，這段消長過程仍相當值得反思。
清代前期的礦業治理*策，主要是借鑒明朝開礦的利弊經驗而謹慎行事，故清人王慶雲（-）有雲：「本朝懲前代礦稅之害，與礦徒之擾，每內外臣工奏請開採，中旨常慎重其事。雖或抽稅以充鼓鑄，亦不設之專官，防滋擾也。」即使明末清初以降，各界屢有開礦的需求呼聲、開礦條件亦逐漸成熟，但出於防禍避亂的統治考量，中央朝廷的礦議爭論不絕，其*策總在開採與封禁之間相互擺蕩，又因地、因時與伴隨礦產類別而採取不同的調控方針，藉此尋求國家穩定與慎重治理之道。雖然這樣的礦*管理格局，至17世紀末、18世紀初期即清康熙（-）晚期、雍正年間（-），除了特定地區外，全國均採取較嚴格的控管限制措施，不過在18世紀，大部分的時間各地礦場多弛禁開採，資本大量流入礦廠，官商關係與利益觀念已呈現出新的轉變契機，*府對於開礦的積極性較高，礦業開發與制度管理逐漸完善。然而其後，朝廷的礦業*策卻每下愈況，無力因應生產成本上升的危機，治理方針相對緊縮，礦學觀念落伍。直至清末受到西力衝擊，方才體認到礦業的重要性，故年成書的《皇朝續文獻通考》曰：「我朝懲明季礦稅之弊，旋開旋禁。今則國債層疊，民力凋攰，似非開礦不能捄一時之急，是在任事者興利而能防弊耳。」
開礦往往反映國家的*治、經濟與社會變遷關係，因此清代礦業治理問題受到格外的重視。歷來討論傳統社會的礦業興衰，多會從國家礦業*策的制定與實踐，進而闡釋礦業開發的進程、官商關係及其停滯不前等因素。以清代前期礦業研究為例，約在上世紀中葉，賈植芳（-）稱：「明末的開礦事業至清初可謂已完全停頓，直至清代中葉由於邊境征討軍事費的迫切，清朝始積極的從事銀山開發，時當在乾隆朝。」提出清前期礦業約百年間是呈現停滯狀態的看法，但並未有更深入的分析。其後學界熱衷討論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強調明清出現礦業資本的投入生產與商品流通，相關研究多少都涉及到清代前期的開礦治理問題。
20世紀80年代以降，經過史料的搜集選編，學者對清代前期特別是康雍幹年間的開礦*策演變，有了更細緻的論述，例如韋慶遠、魯素認為清代前期中國礦業生產曾經有過一個較大的發展，社會各階層要求開發並利用礦藏資源的呼聲日高，在主開派與主禁派的爭論中，最終決定採取開放礦禁的作法。楊餘練指出清代開礦*策正式提出的時間應該是三藩戰事即將結束之際，國家將要進入休養生息、恢復生產的新時期。到了康熙後期，*府連續3次討論礦*問題，重新修訂礦業*策，加強限制，雍正時期則繼續發佈禁礦令。秦佩珩、王開璽等論文均強調清代曆朝礦務受到重本抑末思想的影響，經歷以封禁到嚴禁而複開、開又複禁、再到某種程度的弛禁，僅能緩慢曲折的發展，*策根本出發點還在於如何有利於鞏固其*治統治。高王淩則認為清前期礦*雖很嚴格，但康熙朝實際開採數量卻增長六、七倍之多，集中在雲貴川三省。雍正當*時期強硬反對開採新礦，其實並不盡然，其增長速度更快，清朝有30%的新礦開採是在這個時期，增長更多的省分是廣東、廣西兩省。到了乾隆年間，礦場成立數量最多，許多農民依賴礦業生活，礦業與農業、人口增長的情形是一致的。
近年有兩篇論文重新思索清代前期的礦業治理問題。馬琦強調清代前期礦產開發的區域性一直存在，滇、黔、川、湘、桂、粵等礦產大省均於礦*開禁之前獲准開礦，絕大部分位於邊疆地區。這種邊疆地區礦業格局的形成，除了受制於礦產資源分佈和采冶技術之外，還承繼明朝內地不宜開礦的觀念，以致「開邊禁內」思想左右著礦業開發的*策導向。常建華則發表〈康熙朝開礦問題新探〉，其文認為以往研究使用的資料不完整，僅聚焦於開禁爭論，未能呈現出康熙朝開礦*策的全貌與細節，特別是開礦*策與社會的關係，他利用康熙朝滿、漢文硃批奏摺及《起居注》等史料，重新厘清康熙朝的開礦*策。並舉出康熙晚期的山東採礦案例，說明當時地方官府和商民積極性都很高，希望開礦發財，但鑒於礦貧的現實，康熙帝玄燁（-）以「勞民生事」停止山東省的尋礦活動。全文指出康熙朝的開礦*策，既以維護社會秩序為出發點，又能顧及地方*府與百姓，禁而不死，較好處理問題，使得開礦諸方面各得其所。
筆者同樣關心清代前期礦業開發區域與*策管理動向，亦即內地不宜開礦的說法是如何產生？18世紀初期山東地方官府和商民對於開礦的積極性為何猶如曇花一現、急促而又短暫呢？一方面前人厚實的研究成果，提供本文構思啟發與對話基礎，另一方面略感於目前相關史料的探索，仍有待進一步的採集與處理。例如《陸巢雲先生驗封礦洞紀略》一書，與18世紀初期的山東採礦案最為關聯，但知者甚少，更未加以利用研究，目前僅見鄧之誠（-）略作介紹。
年6月16日，這天烈日酷熱，鄧之誠在北京西郊桑樹園胡同閒居無事，以讀書自遣，閱讀了清人孫自務所撰的《陸巢雲先生驗封礦洞紀略》。他在日記中記錄撰者孫自務，字樹本，安邱諸生，該書述及康熙朝歸安人陸師（-）以吏部郎中督開青州銀礦始末，書以紀事為綱，分系：〈開採規條〉8條、〈上太倉王相國書〉、〈移巡撫稿〉、〈臨朐畧水礦洞碑記〉、〈移複西路監督稿〉、〈為安邱大旱移巡撫請緩借賑倉穀稿〉、〈又覆西路監督稿〉、〈出示安邱改惡習諭〉、〈複德陳二部書〉、〈複西路監督吳戶部書〉、〈封停礦洞示〉、〈安邱擔山礦洞碑記〉、〈請停採礦合疏〉諸公牘。書後附刻馬長淑〈礦洞小記〉及孫自務所撰〈陸公行狀〉。鄧之誠題解：「師因會同巡撫奏請停止，青人頗德師，故自務為敘此編。」後來鄧之誠將考證與讀後心得整理成讀書劄記，還特別提到《清史稿．食貨志》「不載此事，殊為漏略」。
順著相關線索追蹤，可以查得陸師的《采碧山堂詩》6卷仍存世。據《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指出，《采碧山堂詩》一書收入《玉屏山樵吟》4卷、《東遊草》1卷、補遺1卷，乾隆8年（）刻，蘇州市圖書館藏。接著說明：「師嘗官山東礦使，集末附《驗封礦洞紀略》一卷，言徒累官民，開採無益。」又據清道光年間的《安邱新志》記載，陸師因為「封礦事，有德於安邱」，於是安邱人馬長淑特意收集陸師的生平詩文，「刻其集，傳之，所以報也」。可見孫自務、陸師所留下來的相關詩文作品，亦可提供吾人理解彼時山東開礦熱潮的起因與督礦調查過程。以下，本文將就這些過去較被人忽略的史料文獻，參酌清代檔案及地方誌書等紀錄，重新考察、整合與討論18世紀初期山東採礦事業的始末，期能進而厘清清代山東地方開礦的時代意義及其影響。
貳、清初山東地方的採礦活動明清山東全省面積近15萬餘平方公里，地形地貌是由平原、山地和丘陵所組成，地勢中部高四周低，山地丘陵約占5萬餘平方公里。特別是魯中南山地的泰山、魯山、蒙山與沂山，峰巒錯綜起伏，海拔平均高度-公尺，最高可達餘公尺，山產資源亦較豐富。明清時期在清雍正年間以前，魯中南山地主要是坐落於青州府轄境以及毗鄰地區，其後當地的行*區劃才有較大變動。而濟南府之曆城、章邱、淄川、萊蕪、肥城、泰安、新泰，以及兗州府的東阿、泗水、汶上、嶧縣、滕縣與沂州，此地山區海拔高度多在公尺以上，均屬魯中南山區的一部分。至於山東的半島地區，是向東突出於渤海和黃海之間，其中的膠東丘陵地區，起伏雖較平緩，海拔約公尺上下，但也有個別山峰達至海拔公尺，這些山丘涵蓋了登州、萊州二府的部分州縣，其間山區礦產種類亦多。
山東礦冶業開發甚早，經歷漢唐宋元的發展，獲得舉足輕重的地位。18到了元末明初時期，歷經長期開採、戰火動盪、生產技術條件及中央有意調控貴金屬開採的限制*策下，山東地區的礦冶業出現急遽震盪，礦產已明顯不如往昔。不過，仍有個別礦區生產表現突出，明清時期各界對於山東礦產資源仍抱期待，明代中後期嘉靖（-）、萬歷年間（-），在山東均曾有大規模的採礦調查與措施。晚明崇禎年間（-）的財*危機，促使崇禎帝朱由檢（-）決定調整礦業*策，不拘開採礦產與地域的限制，翻譯頒佈《坤輿格致》等礦書，諭戶部奉行參照開採，進入開礦知識與技術面的實踐階段。崇禎17年（）2月，山東總兵劉澤清（-）疏請允准在青州、登州等「諸山開礦煎銀」，崇禎帝則言：「開採一事，原旨甚明。據奏：青、登等山，處處皆礦，即著該道設法採取，用充本地之餉，總以與民相安。如有濫用奸徒，私侵冒破等弊，巡撫禦史據實參治。」但此時明朝*局已西山日暮，戰火蔓延下，山東採礦事業難以進展開來。
▲古代采矿场景（一）
清軍入關後，同樣是為了財*軍需，急迫關切礦務與開採試驗成效。順治1年（）8月14日，朝廷詢問兵部的採辦都司晉守仁等，能否通曉西洋《坤輿格致》書，要將懂得西法開礦的人才送入內院面試，兵部隨即指派晉守仁、盧士琦利用西法驗試施行。正好在同一時間，山東巡撫方大猷（-）認為地方民窮，無法負擔兵餉，「惟有開礦得利」，他查得淄川有鉛洞，長清有黃家峪礦洞，臨朐有畧水埠，登州有三處金礦，五處銀礦，因「查山左礦洞極多，請以部司官王之驥等各管一洞」，希冀以此獲得礦利。登萊巡撫陳錦（？-）亦請開臨胊、招遠礦洞。有司即覆准暫行開採，但不為例。戶部進而議覆允采長清等處礦場，每月彙報充餉。並有諭令「毋滋奸弊」。
西法開礦似乎未能得到太多青睞，隨即就存查結案，目前已找不到其他相關史料作為印證，可能是開採成效有限。同樣在山東開礦不久，招遠、淄川等縣回報「利薄釀害」，因此順治2年（）6月，登萊巡撫陳錦、山東巡撫丁文盛（？-）相繼建請停止開採。順治8年（）9月，中央戶部負責兵餉事務的部門，已由戶部山東清吏司改歸為廣東清吏司兼掌。應該是在文卷移交與業務清檔下，此時戶部才正式覆准禁止山東等地的開採。據傳順治年間大盜於七曾號召數百人在棲霞、文登、萊陽諸縣交界的鋸齒牙山區倡亂，「既據鋸齒牙，遂揚言得銀礦，附者益眾」。
順治13年（）7月，萊蕪縣的綿滄峪、長行峪等處山崖發生崩塌，崖壁上出現了疑似礦脈的蹤跡，「有說是金銀礦，有說是銅鉛礦，多人打看」，議論紛紜，官方獲報後，立刻將綿滄峪金星石16兩4錢，銀星石42兩8錢，又長行峪金星石37兩，封送戶部。直隸山東河南總督李蔭祖（-）則依據地方官派員查驗的結果，發現「俱系頑石」，並非真礦，認為「即有礦似不宜輕開，而況無真礦乎」，研判此事僅是鄉愚訛傳，不能當真，遂與巡撫耿焞（？-）分別聯名奏請擱置萊蕪縣採礦議案，戶部隨即也接受官員題請銷案。但是到了康熙10年（），萊蕪地方仍有出礦傳聞，因此官方下令知縣葉方恒（-）查明開採萊蕪銅鉛礦「有無累民事宜」。葉方恒則以《萊蕪縣誌》、《明一統志》查閱結果，表示地方已無礦產，強調「此系官版志書，現在可據」。
綜合清初山東地區的採礦史事，可歸結出幾項特點：1.山東是清朝入關最早宣佈進行採礦的省分。2.開礦活動是因地制宜，不為例，並未有一貫性*策。3.山東地區可能採用過西法試辦採礦事業，惟成效不彰停止，明末翻譯的《坤輿格致》礦書就此失傳。
關於清代康熙朝的開採*策，已有研究指出可分3期：康熙43年（）以前早中期是從禁到開，對銅鉛礦是以任民採取為方針。康熙43年（）後，擔心開礦干擾社會秩序，*策出現緊縮，對開礦問題趨向保守。直至康熙52年（）後，改采容許本地貧民開礦的緩禁*策。整體而言，康熙後期是處於不斷調控的狀態。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從禁礦、開放再到禁止新開礦場的過程中，各開礦省分與國家礦*並不協調。清初山東地區的礦業發展個案，也很能夠說明官方礦業*策的機動性。譬如康熙2年（），孫廷銓（-）曾招集山西冶鐵師傅到山東顏神鎮操作鑿石熔鐵，傳授以坩鍋冶煉生熟鐵的技藝。孫廷銓撰著的《顏山雜記》以及康熙8年（）地方刊刻出版的《顏神鎮志》，均反映了康熙初年山東地方礦業的發展盛況。康熙20年（），朝廷亦曾差官，往山東萊陽縣開採銀礦。清代官方對於山東的煤礦開採事業，向來更是「聽民自行開採營生，並無禁例」。但百姓也曾為了開礦趨利相爭而在所不惜，淄川人高珩（-）家族的墳墓「為攻煤井者所傷，族眾鳴官」，爭持兩年，官司訴訟更導致後代族人「飲食盤費，積成逋債」。地方人士對開礦事總有疑慮，難怪山東新城人王士禎（-）針對康熙43年（）發佈的「開礦事情無甚於地方，嗣後有請開採者，俱不准行」之旨意，表示：「大哉，王者洞見萬裏矣。」
參、康熙晚期督撫奏摺反映的山東採礦事件郭成康研究過18世紀的中國*治，認為地方縉紳有時會通過督撫間接反映本地區商民利益，或有可能採取鑽營請托、賄賂權貴的非法手段，憑藉著各種複雜人事關係，試圖對中央決策施加某種影響。年出版的《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8冊，收入了5份康熙晚期山東巡撫的礦務奏摺，相關事件堪稱連續完整，正能說明地方督撫在決策運行中的角色。檔案所呈現出的來龍去脈是這樣的：康熙58年（）6月4日，淄川縣「開煤井人」俞斌臣在縣境的槲木溝挖煤時，「忽得礦線」，發現乃系鉛砂。約兩周後即6月20日，臨朐縣也有民眾在畧水地方挖掘出「銀礦砂線」。淄川知縣譚襄、臨朐知縣陶宣據報後均不敢怠慢，隨即各自呈報給濟南府知府張振偉、青州府知府陶錦，按層級再往上稟報至山東巡撫李樹德（-？）知悉。
李樹德一接獲有礦脈消息，隨批委濟南府糧捕通判王朝選前赴淄川縣，另委青州府糧捕通判高維巖前往臨朐縣查勘，查勘報告發現槲木溝的鉛砂每斤約可得鉛3-4兩，畧水地方的銀砂每1兩可得銀2錢7分至3錢不等，於是李樹德趕緊派人看守此二處煤井，不許擅開，並呈報探勘結果，將送驗之銀砂2兩、護砂石2塊、鉛砂1塊，及煎出之銀鉛各1塊，請示開採。李樹德的作法細密謹慎，他在奏報中提出「思伏銀、鉛等礦，乃天地自然之利，如開採果有成效，則上可以充裕國課，下可以資贍商民」。此時康熙帝玄燁正在熱河行宮，故此奏摺是李樹德家人梁棟帶到熱河，經由奏事人雙全、張文斌轉呈康熙帝禦覽。
平時李樹德就善於向皇帝展現忠心，然而康熙帝有時也會覺得李樹德行事太過，警告部分作為並不可取。例如李樹德疏報二麥豐收，恭進土產麥面，康熙帝覽摺後，上諭大學士曰：「此端一開，各省必互相效法，貢獻各色物件，不惟事煩，抑或不肖有司借端科派，苦累小民，亦未可定，所進麥面著發還。」但李樹德仍不時力求表現，欲竭誠效忠，盡力報達皇恩。他在另一篇奏摺中表示：
奴才自祖父以來，世受國恩，至深至重。奴才一介旗員，蒙主子特放登州總兵官，不二年又蒙擢授山東巡撫。自顧微賤末流，才識庸劣，不知何脩，屢膺皇上格外殊恩，感激涕零，圖報無地。今西陲用兵，現在購買駱駝、騾馬，並製備出兵人等衣甲、口糧，支應草豆等項，值軍需浩繁之際，正臣子報效之時。因此李樹德願將上任巡撫3年來所得到的各項規禮餽贈銀3萬兩捐出，交納戶部或解送陜西，以供軍需備用。無論是開礦助餉或是捐銀提議，著實讓人印象深刻。對於李樹德提議的開礦助餉方案，康熙帝玄燁的批示是：「鉛礦且停，銀礦再斟著。」康熙帝認為1兩沙內得3錢銀，是「算得好礦」。他接著批示：「俗語雲『一山有礦，千山有苗，真苗難遇』。」對這次的開採提案應該是認同的。
李樹德得到康熙帝的硃批指示，即遴委青州營參將杜長青、青州府博興縣知縣李元偉前赴臨朐縣畧水地方，督率夫役，刨掘銀砂，再做開掘評估。8月25日，杜長青、李元偉抵達臨朐畧水地方，展開「僱覓人夫，開掘舊井」準備工作，並得到當地商人苗之實的回應，「情願不領工價，自備器具、食用」進行開採，與官方協商「俟得砂之後，官收七分，民得三分，以作工價」，官員也同意這項協議，准其開採。9月1日，開始興工，「將堵塞井口之石塊、泥土掘出，淘幹井內積水，按線一路鑿下」，直至9月28日，始再掘得礦砂，所開井口長5尺5寸，闊3尺6寸，深2丈7尺5寸，「實系直井，並非橫窯」。從9月28日至10月14日止，每日約得礦砂少則8-9斤，多至28-29斤不等，共得到斤，按官七民三的比例，官方可得礦砂斤6兩，再將所掘礦砂品質分等，頭號砂每1兩約煉得銀4錢8-9分，二號砂每1兩約煉得銀1錢4-5分，三號砂每1兩約煉得銀6-7分。但這次開採結果也讓李樹德內心產生糾結，因為根據勘查人員的報告稱其砂線初系闊長3寸，「後至寸許，兩傍堅石夾護，時有時無。其餘左近舊井十餘處亦行開掘，並無砂線」，顯示礦脈愈掘愈少，又難開掘，甚至周遭礦洞已無法開鑿。李樹德只好將「所得礦砂分別裝貯匣內，封固進呈請示」。
▲古代采矿场景（二）
康熙58年（）12月7日，李樹德家人梁棟帶回康熙帝批示過的原奏：「都覽過了，皆是好礦，但不知後來如何？還出好些能幹有守之員，多開掘幾處再奏。」康熙帝的批示再次鼓舞了李樹德。尋礦、開採須具備專業的知識與技能，李樹德依賴的採礦諮詢者是山東濟陽縣生員門起蛟，他跟隨李樹德的家人梁棟從京師來到省城，號稱「能知東省出礦處所，且識礦線」。門起蛟向李樹德表示，山東濟南、兗州、青州、登州4府所屬州縣內共有礦場十餘處，各出金、銀、銅、鉛不等，更讓李樹德對推動全省開礦事務產生信心。有了「識礦」專家協助，李樹德草擬開礦相關方案，建議「目今時值歲暮，且天寒地凍，難以開掘，請俟明歲正月盡間，委員同門起蛟捱次開採，俟得有礦砂，陸續奏聞」，並按照康熙帝批示委派能幹有守人員監督開掘要求，李樹德提出各地礦洞將委當地州縣官經營料理，或是以能「兼攝之官員內擇其賢能者，文、武各派出二員，令其分路監查，再派一賢能道員總理其事」。李樹德還保證會「不時選差標員，密行稽查，庶彼此不至徇私欺隱，以絕采多報少之弊」。
李樹德在奏摺中說明，為此他遴選濟南府通判王朝選、掌印都司鈕國璽監查濟南、兗州兩府屬所開之礦；選派青州府通判高維巖、青州營將杜長青到青州、登州監查兩府屬所開之礦，並另選濟東道程光珠總理礦場事務。李樹德奏摺揣摩上意提到，為了杜絕開礦所衍生的弊端，可下令山東所開礦場，「止許僱覓本州本縣民人開採，其別州縣以及外省之人，一概不許混入」。倘京城與外省有鑽營充商包攬開礦者，官員可奉旨嚴行查拿，具摺參奏，按法究治，使得「本地窮民仰沾皇恩，借此工食可以糊口度日」，讓「國課無侵漁之慮，即日後砂盡停工，而開礦窮民即可退歸田畝，於地方亦無聚眾之虞」，同時他也依照金銀銅鉛等礦別，小心謹慎地向康熙帝請示：「明歲應先開何項之礦？應停止何項之礦？」康熙帝對李樹德的各款提議相當讚賞，批示：「此議甚妥，再做幾月看。」
康熙59年（）2月13日，李樹德得知康熙帝禦批內容，很快地差委濟南府通判王朝選、都司鈕國璽會同看礦。生員門起蛟也協同前往沂州、費縣等地，「招募本地民商，認工開採」3月13日，沂州礦洞即正式動工。另一方面，青州臨朐縣畧水礦坑從去年10月15日至隔年的3月14日止，除去12月初至1月中旬因天寒地凍而停工外，共得各種礦砂石斤12兩，「再將護砂石以及掃出的砂土內凡有銀氣者一總煎試」，共得銀兩。李樹德將煎得銀砂裝載封固，陳述當地開礦者的說法，聲稱「礦砂乃地中之寶，賴水土滋養，隨得隨煎，出銀較多，若出土日久，風吹幹燥，則得銀減少」。表示今後會「隨得隨煎，將銀陸續恭進」，或是「直接將礦砂恭進」，一切全憑皇帝裁奪。康熙帝硃批：「朕即打發部院才能章京，同爾商量開礦之事。」4月，康熙帝召集九卿會議，議派吏部員外郎德祿、戶部主事吳爾登、禮部郎中梁文燕、刑部郎中陳廷夔、吏部員外郎陸師、戶部郎中李衛等6人作為欽差，前往山東負責監督勘礦事宜，限定為期1年，以調查採礦事業有無裨益。
肆、欽差官員的派遣與勘礦活動此次欽差山東的督礦調查，當屬吏部稽勳司員外郎陸師的紀錄最為珍貴，其詩文與調查部分紀錄當可與地方督撫呈報奏摺相參照。陸師，浙江歸安人，字麟度，號巢雲，別自號玉屏山樵，康熙40年（）進士，歷任河南新安、江蘇儀真知縣，以廉能被保舉，授吏部驗封司主事，尋陞任稽勳司員外郎，署理文選司事。康熙59年（），陸師奉使到山東，在礦務公餘之暇，「山靜日長，無所事事，乃撿校舊作，芟蕪除穢，存若干首」，集結成《玉屏山樵吟》4卷。其中卷1包括「侍老親山堂」時作詩16首、「赴都需次」作詩30首、「官新安」作詩36首、「歸山堂」作詩23首。卷2有「遊閩中」作詩35首、「赴都補官」時作詩62首。卷3收有「官真州」時作詩56首、於「歸山堂」作詩7首。卷4則收「被征入都」時的作詩81首。陸師在駐節安邱時，又有《東遊草》詩集1冊，共94首詩，以吟詠見志，作為精神所寄。其後《玉屏山樵吟》與《東遊草》均被受業弟子馬長淑編入《采碧山堂詩》集內，《東遊草》則改作為第5卷。而在《東遊草》首篇即有〈奉命督礦山左〉詩，揭示欽差督礦的起始：
屢承天語問從容，曉日曈曨拜命東。草木有情酬雨露，海山何地不玲瓏。腐儒心計籌偏短，羽客丹砂術未工。喜得諸公鹹簡在，茲行功罪六人同。堂辭載拜出藤廳，望氣東來占使星。仙在蓬萊人不識，路經海岱眼猶青。夏書作貢輸三品，蜀道開山缺五丁。到底書生未解事，山公無限語丁寧。囊書裹藥束裝輕，海角山巔不計程。烏鳥感傷頭早白，魴魚勞苦尾多赬。折腰外吏風塵沒，索米長安盤蹩行。天肯少憐容自在，饑來猶得劚黃精。陸師對於督礦任務戰戰兢兢，他在另一首詩中提到「不識金銀氣，庭推及腐儒。乘槎強作客，老馬漫充途」，承認自己對礦務認知有限，但仍銜命東行，「火急是王程」。
康熙59年（）5月，陸師、德祿等欽差一行人從北京出發，沿途遇雨，「是時五六月，暑雨方連綿」，途經直隸河間府任邱縣，仍是「藕絲連夜雨」，「沖泥馬倦行」，有些狼狽不堪。直到德州平原縣後，「晴光繡野多，遠峯浮泰岱，故道指黃河」，算是正式踏入山東境內。他們來到省會濟南，拜會了巡撫李樹德，「中丞開府傍泉亭，繡斧牙旗何綽約」，李樹德在衙署旁的名勝景點珍珠泉設宴款待，賓主盡興，「更寬禮數恣歡謔」。陸師還接受山東提學使陳沂震（？-）的邀請，在大明湖中湖心島上的曆下亭聚會。陸師與陳沂震都是康熙庚辰年（1）同科進士，「自從京國來，會面三歲隔」，數年未見，「相看兩鬢邊，各添數莖白」，有不勝唏噓之慨。而陳沂震本人也題詩記錄了這次難逢的聚會。
▲康熙画像
陸師以欽差大臣名義到了山東，立刻召見號稱能識礦的濟陽縣生員門起蛟。門起蛟憑藉著受到巡撫李樹德的倚重賞識，氣焰張甚，動輒得咎，「所至與官府抗禮」。陸師見到門起蛟時，當場拍案斥責：「爾儒生也，不謹身修行，而繩營為乎？抑山左生靈何負於汝者？乃陷之耶！稍不戢，斃杖下矣！」門起蛟大為惶恐，尋稱病離去。欽差官員們齊聚在省會濟南的另一項重要任務，即是與山東巡撫李樹德協商訂立〈開採規條〉。其規條內容不僅是針對地方礦商夫役，同樣也對地方官員有諸多的指示，共計8項條款，同向各郡邑發佈。
首先，嚴格規定礦場定例。凡是有「歷代帝王聖賢陵寢、名臣墳塋及民間廬墓，俱當回避，不許發掘損傷，如有違犯生事者」，定行重究。
其二，限制礦山開採地點。「深山大穀」或「荒老無糧」等地，可任其開採，倘若礦場是坐落在民間辦糧山地，山主必須誠實申報，當地州縣官員要查勘明白，並辦理撥補除豁繳糧等事宜。
其三，規範礦場夫役。只許僱用本州本縣民人，「凡地方有充夫役者，開寫姓名年貌裏居，先赴本州縣官報明，取具裏鄰甘結，加以州縣官印結造冊，保送前來，每人給以印信腰牌，方准入礦開採」。地方官則要按日發放工食，每10名礦夫設立甲長1人，每洞設立洞頭1人，協同官府督率開採與管理秩序，「如有外來匪類潛行竄充者，察出即行責革，褫回原籍」。反之，若礦夫遭到「地方官吏硬派應役，不給工價」者，地方官府也會遭到參劾。
其四，重申官商協議則例。家道殷實之礦商所得礦砂，按官七民三，以作工價，「地方官吏不許借端勒掯，仍行嚴禁外來光棍包攬投充，如有違犯，察出即行嚴究」。
其五，防止監守自盜。每日所得礦砂，必須由各「洞夫」呈報朝廷特派官員，與地方官共同「秤准觔兩，開明砂色」，分例給開採民人後，就「封固註冊，聽候傾銷」，如有刨多報少，或「將好砂潛藏洞內偷盜分肥者」，洞頭夫役等相關人員即行責革枷示。
其六，約束礦場官差。申令營兵有把風、巡哨、看更、守夜之責，衙役有奔走、伺候、差遣、巡察之責，若相關兵丁、衙役發生「酗酒、賭錢、打架、忿爭、宿娼」等違規事端，即棍責革糧、枷責革役。
其七，管理日用交易。礦場工作者的日用所需，可至「民間趕設集場，彼此交易，凡賣買物件，俱照市價，平行賣買，不許賒欠短少，亦不許高擡勒索」。至於「集場與礦場，務宜分別界限，離隔半裏，不許密邇」。並規定在礦場的巡哨兵役，不時稽查，倘有蹤跡可疑者，即行拿稟驅逐。
其八，強調欽差官員奉命東來，「凡系產礦州縣，俱應親身閱視刨看」，其日用薪米蔬菜等物資，均以現銀購買，不允許地方官員假借「供應欽差名色，動支正項錢糧，派累裏民者」，亦即不干擾到地方的薪芻供億。
在省會濟南的停留時間，欽差大臣還用抽籤的方式，鬮得6人調查的礦場地點。他們分東、西2路：東路是濟南、兗州2府，由吳爾登、梁文燕、李衛3人負責；西路則是青州、登州兩府，由德祿、陳廷夔、陸師3人共同組成調查團隊。6月15日，欽差們「恐有隱匿」，即針對巡撫李樹德上報的礦場清單作初步調查工作，並移會道臺，行文各縣查明礦場地點。令欽差不解的是，各地卻「陸續報稱無礦」，例如清單上開列青州府14處州縣的出礦地點，總共有莒州、蒙陰、安邱、沂水、臨朐等5州縣，結果蒙陰縣回稱當地的松固、蒙山無礦，莒州則申報牛家莊無礦，另一處的七寶山雖有舊跡，可是「水大難開」，因此欽差官員移會地方官，取具印結，准免開採。
▲古代采矿场景（三）
6月20日，德祿、陳廷夔、陸師3人抵達青州府臨朐縣畧水村，正式展開督礦考察工作。欽差礦務工作絕非美差，陸師有詩雲：「我適畧水村，官居類遷謫。懸崖置茅屋，僅足容牀席。」可見生活條件之惡劣。他還形容周遭的環境是：「邈然遺塵境，稅駕在空山。青嶂千百疊，茅屋八九間。山深少人跡，石上苔斑斑。澗水清可汲，石竇窈可攀。」平時督礦的工作是「奉詔駐空巖，旦晚理清課」，陸師向友人自嘲：「任使違其材，負重而蹶大。非嫌符節輕，所悲風骨挫。腐儒百不能，焉識三品貨。」然而，在督礦過程中的耳濡目染，陸師也汲取到不少開礦知識，如有詩雲「滄海浪傳眼可鑿」，即形容「穿礦怕鑿海眼，水發常至傷人」。陸師已知曉開礦「時防海眼裂，複怕陰火燃」，亦即除了淹水外，還要擔心會發生氣爆的職災。他還描述礦場「深阱設桔槔，宛轉車輪翻。一夫操短綆，百丈互回環」，礦徒處境更加悲慘，動輒「失足落坑塹，枕藉屍難完」。
在臨朐畧水村，礦商苗之實所投資的4處礦井，就遭遇到「伏陰氣閉，水深難開」的窘境。6月22日，負責東路考察的吳爾登、梁文燕、李衛3人，來到兗州府沂州龍蟠山等處勘查，發現5處礦洞的採掘情況同樣是「時因盛夏，陰氣下伏，洞內難以點燈，且有積水，不能刨挖」。根據陸師的觀察，地方開礦所需的資金與器具，全由商人負擔開採工本，州縣無可支銷，地方富人不肯充商，而貧人又無力充商，兼之開採失敗，徒勞無益，人皆裹足，應募寥寥，他發現到「地方官民，俱不樂從事」，所以他寫給老師、時任大學士王掞（-）的書信提到：「看來光景亦不止之止也，查此事發端於東省好事之徒，道聽途說，全不的實。」
到了7月7日，陸師感歎已離鄉背井多日，「七夕是今夕，空山事事忘。無情同朽木，作客又他鄉」，這一天增添些許感傷。此時的開採相當不順遂，某日清晨，德祿與陳廷夔下榻的館舍突然發生大火，「忽逢野燎燔，延緣門巷過。風伯倏回輪，天憐免遷播」，陸師的住所則因逆風，「吾廬幸無恙」而免遭波及。陸師暗慶「焚餘無恙且寧居」，自賀「定有山靈護草廬」。不過，督礦的開採活動也因此大受影響。適逢青州府糧捕通判高維巖不幸病故，料理礦場相關工作臨時改由登州府海防同知高永貞管理。7月9日，陸師督令礦商汲幹洞水，晝夜開鑿。8月1日，臨朐縣知縣陶宣捐俸僱募夫頭，邀請礦商崔寶、黃金億認開投資2處礦井，但到8月中旬，畧水礦洞6處礦井俱未掘得礦砂。
8月16日，德祿、陳廷夔前往登州勘查，欽差僅陸師1人繼續駐留畧水村。陸師賦詩提及「玉輪初滿桂花風，催送雙旌東複東」，並形容自己是「孤棲長自戀枯洞」。臨朐畧水礦洞是巡撫首先奏報得到礦砂的地方，陸師宣稱自己不敢草率了局，因此他留下來檄令登州府同知高永貞督率商民，持續晝夜開鑿。就明清志書等史料查證，臨朐縣的嵩山又稱七寶山，與黑山相連，有銀洞大小數處，「其山下河水中亦時出礦及沙金，山間又出有鉛銅鐵」。明人曾記載當地開採的礦砂，大抵每礦1斤，可得銀數錢。但今非昔比，「用盡五丁力，難充三品貢」。不久礦商苗之實、黃鍾、張應賓陸續退出開採行列，堅持到最後的礦商崔寶、黃金億不堪虧損，至9月11日，也同詞退出開採活動。陸師感到納悶，為何崔寶認領的礦井「前報礦線稱好，今複以線亂告退」？懷疑「有捏飾情弊」。陸師根據臨朐縣的調查報告，並與同知高永貞至礦洞邊查驗，「看見各井有開深至三、四丈，及五、六丈不等，所鑿石塊堆積如山」，確認「砂線全無，商民工本盡歸烏有」。費時將近1個月開採的結果，終究無效，陸師只好下令暫時封塞畧水礦洞，9月15日，全員撤離。陸師將畧水礦洞考察記錄移會巡撫李樹德，表示將前往安邱縣考察大埠山、擔山的礦洞開采。並在畧水礦洞前，立碑示禁曰：「使者奉天子命，要以勤宣德意，息事寧人，有不便於民者，請於朝以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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