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朱提”“堂狼”的由来和沿革
《汉志?朱提县（下）》云：“山出银”。颜注引应邵曰：“朱提山在西南”。《续汉志?朱提县（下）》亦云：“山出银、铜”。依《汉书》说，朱提县因境内朱提山而得名。“朱提”，按《汉志》颜注引苏林曰：“朱音铢，提音时。”《爨龙颜》碑阴面作“朱缇”。《水经注?若水》：“朱提，山名也。应劭曰：在县西南，县以氏焉。盖本少数民族语言之译音，故无定字。”“朱提”按古代地名的特殊读音，应读shūshí，即“殊实”。朱提山产银、铜，朱提银以质地纯、产量大，价值高于其他地方58%，故又称银为“朱提”；朱提山产银外，东汉时记载又产铜，所产的“洗”又称“朱提堂狼(铜)洗(盆)”。《华阳国志》云：“堂螂县因山名也。出银、铅、白铜、杂药，有堂螂附子。”据此，堂狼首先是山的称谓；又说“盖其地多螳螂”，故以“堂螂附子”为药的称谓；因其地产铜著称于世，特别是所铸造的铜洗(盆)闻名，又以“堂狼洗”称谓。“堂”字又作“螳”，“狼”字又作“螂”“蜋”“琅”等。朱提、堂狼地区是人类起源的重要区域之一。年在昭通市北闸过山洞内，发掘出一枚人牙化石，经鉴定其年代在距今5万至10万年之间，即旧石器时代后期，属“新人”类型，是“新人”阶段最早的人类化石，学术上命名为“昭通人”，是“古人”与“新人”继往开来者，反映了早在5万年前，昭通坝子就有人类劳动、生息、繁衍。新石器文化，昭通发现的二十多处遗址中，有具中原文化特点的鲁甸县野石村面积达1平方公里大型村落遗址，有“邑聚”的居民点、半地穴式房基，这表现了昭通的先民，已逐步离开洞穴而居住在河边和坡地，从事采集、渔猎生活；有东南沿海文化特点的段石锛、氐羌文化特点的磨光夹砂黑陶、中原文化特点的长颈尖底瓶。几种文化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在滇东北高原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古代“千顷池”区域的“朱提堂狼”文化。在我国最早的一部地理著作《禹贡》中，今昭通地区在夏、商属梁州域，周为窦地甸、大雄甸，春秋、战国为“靡莫部”，秦为蜀郡辖地。秦、汉时因修筑“五尺道”“南夷道”(又称朱提道)，这里成为中原文化进入云南的重要通道。公元前年刘邦建立汉朝，汉初昭通地区由于地处边陲，汉王朝难以顾及，仍为蜀郡“故徼”。到了汉武帝刘彻时期，于建元六年（公元前年)派唐蒙为中郎将通“西南夷”，夜郎及其周围部落归附后，在今四川南部和云南东北部设置犍为郡。郡治初设于今贵州遵义市西，后移今宜宾。郡领十二县，其中朱提(今昭通市及鲁甸、大关、永善、绥江、水富等县)、堂狼(今巧家、会泽、东川一带)、南广(今盐津、威信、镇雄、彝良等县一带)三县在今昭通地区。与此同时，在秦修“五尺道”的基础上修筑从僰道县(四川宜宾)经朱提至建宁(曲靖)的道路，史称“南夷道”，此道因经朱提，又称“朱提道”。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年)，犍为郡为益州刺史所辖，犍为郡北部七县以汉族为主为郡直辖；南部的朱提、堂狼、南广、汉阳(今贵州威宁、水城、赫章一带)、鄢(今宣威一带)五县为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区，划出另设犍为南部都尉统治，治汉阳。汉武帝在犍为南部“募豪民、田南夷”，在朱提、堂狼地区移民屯田，使一些当时具有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的汉族人民大量南移，种植水稻，开采银、铜矿，促进了朱提、堂狼地区的经济发展。秦开“五尺道”，汉修“南夷道”，都以僰道县(宜宾)为起点，向南延伸，滇东北直达滇中地区，而朱提成为这条交通线上的枢纽和重要孔道。这条古道成为中原进入云南，再延伸到国外的主要通道，加强了朱提、堂狼地区与中原*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促进了农业、矿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公元25年东汉王朝建立。《后汉书?安帝纪》记载：永初元年(公元年)，正月戍寅，分犍为南部设置犍为属国都尉，治朱提。原犍为南部所领五县中南广县又回归犍为郡直辖。鄢县被裁撤并入汉阳县；堂狼县并入朱提县，又划出原堂狼县部分地方为越嶲郡所领的三绛县属。犍为属国都尉只领朱提、汉阳两个大县，为“稍有分县，治民比郡”，“似郡差小”，即在郡中又立一小郡。东汉末年，经过长期的战乱，出现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势。东汉建安二十年(公元年)刘备委派邓方充当“犍为属国”都尉，旋改“属国”为朱提郡，邓方既为郡太守又兼“庲降都督”，驻南昌县(镇雄县)。朱提郡领朱提、堂狼、南秦(赫章)、汉阳(威宁)、南昌(镇雄)五县。当时蜀国把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统称为“南中”。公元年，魏国司马炎废除魏元帝曹奂，改国号为晋。此时南中大姓为朱提霍弋所控制，霍弋先“领永昌太守，又领建宁”，后任庲降都参*，继任都督，他执行诸葛亮对南中“抚和异俗，为之立法施教，轻重允当”的*策，与大姓和“夷帅”之间的关系处理恰当，从而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后主降魏，霍弋也率六部将(大姓)上表晋文王，仍受命为南中都督。两晋、南北朝时仍置朱提郡，曾一度分置南广郡。南朝时亦曾一度分置过南、北、东朱提郡。朱提郡所管辖范围除今昭通地区所属十县一市外，尚有今贵州威宁、水城、纳雍、织金等县境域。堂狼县所属有今巧家、会泽及东川市境域。郡治为朱提县(今昭通市境域)。二、朱提、堂狼地区为彝族先民生息繁衍的主要区域之一，是彝族先民的故乡
昭通，汉、晋时期称为朱提、堂狼，地处金沙江沿岸。金沙江是古代南北民族交往的天然通道，是南北民族的交会地。据载，汉时朱提、堂狼地区主要有三种民族：僰人(或称“濮”)、叟人和羌人。汉武帝经略西南夷以前，他们分别与滇国和夜郎国有关系，创造了有滇、夜郎因素的民族文化。僰人，《说文》：“僰，犍为蛮夷也，从人僰声”。《水经注?江水》引《地理风俗记》：“僰人夷中最仁，有人道，故字从人”。所谓“最仁”“有人道”，实乃指这种民族文化发展的水平较高，实际上朱提、堂狼的僰族，在蜀的影响下，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更深。僰族的经济，是以农业为主。僰族的由来，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集解》说：“僰，羌之别种也”。《汉书?伍被传》说：“羌僰贡献”。《后汉书?杜笃传》说：“捶驱氐僰”，说明了僰族是从氐羌中分化出来的一分。僰人为朱提、堂狼地区世居民族。史传“雄长僚僰”的杜宇之族，这是一个农耕民族，杜宇便是“教民务农”的祖先。僰族的“僰”与濮族的“濮”二字系同音异写，这一点目前是争论不大的。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会无县(今四川会理、会东县)……渡泸(金沙江)得堂狼县，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冢，冢不闭户。”说明当时堂狼地区有僰(濮)族人居住。濮人冢即所谓“僰儿子坟”，今昭通关河(古朱提江)畔的盐津县豆沙关、威信县瓦石村等地峭壁岩上亦有之，置棺于高崖，引人注目。《秦纪》言：“僰僮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故秦末、汉初便逐渐减少，甚至不知去向了。王莽统治之时执行民族压迫*策，僰族反抗最强烈，王莽派兵镇压下去。所以朱提、堂狼地区的僰人或因战乱逐渐迁往洱海地区，或与汉人融合。还有一说：相传彝族先祖笃慕俄进入堂狼、朱提前后，这里世居的“僰人”在无比强大勇武的游牧民族面前，他们无力抵抗，只好举族跨江而逃入成都平原。从此，他们留下的空白就由彝民来填补。彝民进入后以武力争取僰人，使这些地方为自己统治。如彝族文献所记录的默部二十四世孙在额洛白索(乌撒地区，即今贵州威宁、赫章、水城一带)“杀牛而议事，攻濮(僰)地而居，基业大发展”。据史载，朱提、堂狼地区自东汉、三国、两晋时的主要居民称为“叟人”，而“僰人”之名已很少见于记载了。叟人，系从氐羌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在西南夷中，叟族一般普遍与昆明族、僰族杂居。《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昆即“昆明”，“叟”即“叟夷”。西汉初年，叟族仍有一部分与氐羌共居于西北的陕西、甘肃、青海、四川连接地带，甚至晋朝时尚如此。《汉书?武帝纪》说：“北伐渠搜，氐羌来服”，“搜”即“叟”。在《汉书?地理志?越嶲郡》所注中说：“应邵曰：故邛都国也，有嶲水，言越此水以章盛休也。师古曰：嶲音先蕊反”。《华阳国志?蜀志》说：“章武三年(公元年)越嶲郡大帅高定元称王恣睢”。《三国志?蜀志?张嶷传》说：“初，越嶲郡自丞相(诸葛亮)讨高定(元)之后，叟夷数反”。故此知越嶲郡(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叟族人口最多，嶲水以嶲族居于其周围地带而得名。而越嶲郡往东南，犍为郡南之朱提、堂狼一带，叟族与昆明族、僰族相杂居。往后，叟族和“昆明”族逐渐分化融合，组成近代彝族支系。方国瑜先生在《彝族史稿》（见四川民族出版社年版第20～21页)一书称：“……彝族即古叟人的遗裔。”并说，“按：今彝族自称nisu，nesu，nosu。译字作‘南苏’，彝语‘苏’的意思是‘人’，而‘南’或‘聂’为专称。疑‘苏’即‘叟’的对音，‘苏’并‘叟’之音相近，而都冠以专称，有所区别，彝族则称为‘夷叟’。‘夷叟’即彝族先民。”据史载，西南夷主要分布于滇中、滇东北、四川西昌一带。秦末、汉初以前与僰人分布的地区大体相同，说明他们之间有一定的近亲或继承关系，也可以说“同姓相扶”的关系。此时滇东北的朱提、堂狼地区的主体居民为僰人。因前述的各种原因，自汉，特别是东汉以后的青铜器时代，朱提、堂狼地区便以今彝族的先民叟人为主体居民而团结、融合其他民族共同劳动、生息、繁衍，开创事业。昭通出土的东汉及东晋墓葬出土文物中，发现不少与彝族先民有关的实物史实。东汉墓画像砖，据考证在图像中右边有一人头梳“天菩萨”(彝族的一种发型)，身披“察尔瓦”(彝族披毡)，图左侧有一头双角朝天的牛。牛和人之间有一条细绳相连接，绳的一端系在牛鼻子上，另一端在披披毡的彝族人手中。有的墓碑上、汉砖上刻绘着彝文。年在今昭通市距市区约10公里的后海子中寨村出土的东晋霍氏壁画墓。墓主姓霍字承嗣。霍家是南中大姓之一。壁画内容十分丰富，除部分属于宗教迷信外，绝大部分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其中有侍从、家丁、彝汉部曲、金童、玉女等人物形象70余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部曲中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形象，梳“天菩萨”髻，披披毡，赤足。披披毡、梳“天菩萨”是彝族的重要服饰、发髻特征，这已为公认，与今天彝族装饰一模一样，是彝族先民无疑。霍家部曲是由汉族与彝族先民组成的，形象地揭示了古文献记载的“夷汉部曲”的情况。汉晋时实行*民屯田，大量汉人与彝族先民杂居，其中不少人与彝族妇女通婚，出现了彝变汉、汉变彝相互融合的情况。据民间传说：彝汉通婚，如果是汉父彝母，父先亡则子女为彝；母先亡，则子女为汉。所以至今不少彝族人家，谈到自家的“起祖”时，有说来自江西的，有说来自湖广的，有说来自山东的，有说来自南京的等等不一致的说法。三、繁荣的朱提、堂狼青铜文化
昭通的青铜文化，开始于三四千年前的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晚期孕育着奴隶社会因素的铜、石并用阶段；成熟于东汉时代的奴隶社会鼎盛阶段；两晋时代便已开始衰退、没落。新石器时代遗迹，在全区各县、市计有分布点二十多处。曾出土发现居住遗址和陶、石器，证明当时已经过着定居的生活，经济以农、牧业为主，出现了专门化的陶器手工业生产，形成了如鲁甸县野石村遗址，面积达1平方公里的大型村落。随着社会的发展，先民们与中原和东南沿海的联系也更加频繁了，创造了如“长颈尖底”陶瓶、“有肩、有段”石器和“半地穴”式房屋一类。氐羌文化特点的磨光黑陶是泥质夹砂所制，器壁比较薄，据说系彝族先民的一种原始文化，既有中原和东南沿海的因素，又有地方民族特点。遗址中还发现“炭化粟”，这种起源于*河流域或云南地区的作物，专家们认为属“野生原始稻谷”，反映了昭通与中原和滇南的交往，同时也说明了中原文化、氐羌文化、濮越文化在昭通的碰撞、融合，形成了多元的、独具特色的朱提、堂狼文化。年在巧家城内清理、发掘石棺墓和土坑墓各9座，出土50多件文物中有陶纺轮、罐、壶以及玉璜、石锛、石斧、贝壳等，墓葬属新石器晚。这种石棺墓葬与今四川凉山州大石墓基本上属一个系统。所出土的土坑墓具有典型的巴、蜀文化特点。出土的陶器多磨光并有繁缛的纹饰，磨光单竖耳陶罐独具特点，其形状、花纹及煅烧工艺在我国出土的同时期陶器中均属佼佼者。从出土贝壳、陶器的纹饰、造型来看，金沙江上游沿岸古堂狼地区远古时期就是民族迁徙及文化交往的走廊，曾经是我国南方与北方交往的枢纽之一。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阶段遗址所出土文物中除石器、陶器外已出现了铸造粗糙的铜器，标志着朱提、堂狼地区青铜时代的到来。其时代一般都处于春秋末及战国时期。这时朱提、堂狼四境存在着滇、夜郎、巴蜀、邛都几种文化类型，反映出昭通青铜文化与它们的联系。滇、夜郎文化因素主要见于昭通腹地。昭通市营盘村、水井湾等土坑墓群出土铜器有扁圆颈极剑、饕餮纹直援无胡或援上穿大孔戈、嵌绿松石手镯、牛首带钩以及带内唇的玉镯等，属于滇文化的类型。其中饕餮纹戈也脱胎于中原商周文化。陶器以夹砂白陶为主，器物上普遍刻画符号，与贵州威宁中水地方同期土坑墓出土的陶器相似，具有夜郎文化的因素。在鲁甸马厂采集到一柄铸造粗糙的铜匕。巧家县魁阁梁子土坑墓，葬式为二次丛葬(据发现者说墓内人骨杂乱较多)。出土陶器有带流咀陶壶；铜器有长条形锄，扁薄形削、匕、镞以及指环、手镯等；石器有条形石坠。与凉山州大石墓文化比较，基本上属一个系统。古堂狼县与会无县(会理县)相通，所以出现相近的青铜文化。新石器晚期铜、石并用阶段的文物在今东川市亦有所发现。年在普车河、中厂和老土城地区，位于金沙江支流小江的西岸共清理古墓葬39座，发掘文物多件。其中有一批珍贵文物，以生产工具和兵器为多，佩饰物较少，还有一部分其他文物。墓葬随葬品有铜器、铁器、石器、陶器，青铜器所占比例较大，种类有戈、矛、剑、斧、削、匕、爪镰、首饰、扣饰、镯和铜铃等，还出土一块熔炼过的铜渣；铁器有矛、爪镰；石器有刀、珠、管和砺石器；陶器有罐、盘、杯和纺轮等。陶器纹饰有刻划纹、锥刺纹、乳钉纹、叶脉纹(多饰于底部)和兰纹等。敞口鼓腹小平底罐是最典型器物。各类器物，在造型、质地、纹饰等方面，较之滇池地区青铜文化显示了较强的一致性。由此证明堂狼地区在新石器晚期至迟在西汉以前，当地的冶铜业即已存在并具有相当的水平。(见《云南文物》年第18期)昭通北部水富县张滩战国西汉土坑墓出土的器物中的铜器，有心和手印纹柳叶形剑，蝉纹、心纹短骹弓耳矛，巴蜀符号印章、空首舌头形钺以及绳纹圆底陶釜等，具有典型的巴蜀文化特点。土坑墓中还出土一枚蜻蜓眼琉璃珠，这或许由中亚经蜀身*道而来的舶来物，透露出了对外交流的信息。镇雄县于20世纪70年代初曾在簸机乡古墓葬中出土过两件青铜斧，质地较为原始、粗糙、古朴，具有地方民族特色，据云南省博物馆专家们初步断代为东周时代所铸造，系冶炼后通过范(模子)浇灌铸造的，斧柄为实心型。汉代朱提、堂狼地区在铜的开采、冶炼和铸造方面是驰名全国的。《华阳国志》记载，朱提县有“朱提山在西南”，“山出银、铜”；堂狼县“因山名也，出银、铅、白铜……”历史学家翦伯赞所著《中国史纲要》中曾说：“炼铜和铜器制作，在长江以南的很多地方都很发达。……以及犍为属国的朱提县堂琅山等地，都有兴盛的铜器制作业。……朱提堂琅的铜洗……历代出土都很多。”《新纂云南通志》中也说：“其作于朱提、堂琅造者，仅容庚《汉金文录》所著录亦二十余器，其数已不为少，盖因朱提、堂琅产铜最盛，工艺精巧，乃克有此。”昭通汉代所铸造的铜器，主要是从汉代墓葬中清理、发掘出土的，经整理、鉴定的铜器看，属于秦、西汉时代的只有极少数几件，而且都是来自东汉时代墓葬中出土的，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繁多。所以朱提、堂狼青铜器在东汉时期已到了繁荣、鼎盛阶段。这里要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出土有铭文标明的青铜器，特别是铜洗，分别有“朱提造”“朱提堂狼造”“堂狼造”字样，应该联系到汉代在昭通的建置变化情况来理解、鉴别。从西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年)起直到东汉永初元年(公元年)止这段时间，朱提、堂狼两地分别为朱提县、堂狼县；从东汉永初元年(公元年)起直到东汉建安二十五年(公元年)止这年为犍为属国都尉统治时期，堂狼县一级建置已不存在，原堂狼县已撤并入朱提县，犍为属国都尉领朱提、汉阳两个大县，而且犍为属国都尉治于朱提县。另外从文献、史籍记载看，西汉时朱提县朱提山产银，而在东汉时便记录成朱提县朱提山产银、铜或者记录成朱提县堂狼山产铜。昭通汉时所铸造的铜器，主要是东汉墓葬中清理、发掘出土的。墓葬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梁堆墓”，就是在地表有高大封土堆的墓葬，一般是砖室墓，有单室、双室等，墓中有石刻者，题材以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居多；二是“崖墓”，就是在岩石石壁上凿出的墓葬，有的还有较长的墓道。不论“梁堆墓”，还是“崖墓”，因年代久远自然倒塌及人为破损较大。年登记过昭(通)鲁(甸)坝子的梁堆墓葬便有将近座之多，基本上都遭受过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完整的只是极少数，进行过正式清理、发掘的亦只是极少数。昭通汉代墓葬出土的随葬品、器物一般有青铜器、陶器、铁器，还有少量银器、玉器、漆奁、海贝、蚌壳、琉璃等。青铜器种类繁多，数量大。其中生活用具占绝大多数，有釜、甑、壶、耳杯、碗、筷(箸)、盘、盉、镜、钟、灯、案、弩机、带钩及铜洗等；印章有官印、私印；少数铜人、铜俑、铜矛、车、马、车马饰件等；还有一种所谓“摇钱树”的器物；突出的是数以万计的东汉“五铢”、少量西汉“五铢”等。铜洗：在数以万件的东汉青铜器中要数朱提、堂狼所铸造的铜洗为佼佼者，人们称它为“稀有珍品”。铜洗器物上有铭文(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明确记载其产地、时间。据统计，历代金石著作记录和现代考古发现的有纪年和产地铭文的朱提、堂狼铜洗达多件。根据《云南青铜器论丛》以及之后考古发现所知道的46件朱提、堂狼所产的铜洗来看，(1)时限：今所见款识最早始于东汉章帝“建初元年堂狼造”(公元76年)，系年在今昭通市守望乡甘河村出土的。从建置变更时限看：公元年堂狼并入朱提县之前有16件，之后有30件。在16件中署“堂狼造”者有13件；署“朱提堂狼造”者仅l件；署“朱提造”者2件。在30件中署“堂狼造”者12件；署“朱提堂狼造”者仅1件；署“堂狼朱提造”者也仅1件；署“朱提造”者计15件为最多者；有时间无产地者1件。(2)朱提、堂狼洗的铭文较短，除纪年、产地外，尚有“吉”“大吉”“吉羊(祥)”等，表示吉利、万事大吉。(3)铜洗通常是汉代铜盆，一般比较简朴、器薄，两旁有怪兽衔环的铺首，底内有年号、产地，工艺精巧，具有实用特点，对称铺首，既便于手持，又美观大方。铜洗除底中间有一行铭文，说明制作年代、地点外，外部饰以弦文，内底多为双鱼纹或鱼鹭、双鹭图案。“鱼”和“余”同音，含有富贵有余、吉庆有余、宽绰有余、年年有余之意的美好愿望；鹭是一种涉水觅食的鸟，由于白鹭较常见，民间用鹭象征洁白，铜洗为盥洗之器皿与清洁有关，所以以鹭作为盥洗器皿的装饰图案，显然是合适的。还有的图案说它像骆驼又不是骆驼，说它像麒麟又不是麒麟，介于两者之间。铜洗纹饰的艺术风格较为凝重，具有一种庄严典雅的格调，反映了劳动人民丰富的想象力。汉代朱提堂狼地区以产铜闻名于世，并作为商品远销全国各地，如在陕西、四川等地的东汉墓葬内，出土了有铭文的朱提、堂狼洗。如今我国在国家及省一级博物馆绝大多数收藏均有此铜洗。这些说明了当时朱提堂狼洗流通范围广，受到各地人们喜爱、青睐的情况。货币：墓葬中出土的以东汉“五铢”居多，据初步统计完好和比较完好的有上万枚。如昭通市鸡窝院子古墓出土的有0余枚，还有少量西汉“五铢”。个别墓葬中还发现海贝，实际是“贝币”。如年在大关县岔河崖墓中出土“贝币”2枚及新莽时代的铜质货币“货泉”7枚、“大泉五十”22枚和东汉“五铢”余枚。据《曲靖报》(年12月21日)言拾所写《会泽大铜币》一文中谈到，早在三国蜀汉时期就有用会泽铜铸钱币的历史了，后来全国各地发掘到多件古钱币中，就有铸有“建初元年堂狼造”，这说明会泽从东汉建初元年(公元76年)就有铸币业。昭通东汉古墓中还出土新莽时代的“大泉五十”钱范(模子)，背书“日利万千”四字，这钱范与其他地区发现的新莽钱范相同，以此说明朱提堂狼地区从新莽(公元9～23年)时代起便是国家铸造金属货币地区之一。昭通所出土的大量东汉“五铢”钱及其他古货币，系在当时的*治、经济历史背景下，随着中原、内地的将士、官吏、屯田者及商人一起通过“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而流入当时朱提、堂狼地区的，同时也渐渐为当地人所接受，所以亦成为人死后随葬物被埋藏起来。将出土货币的分布点与古代道路途程联系在一起，便不难发现货币与交通贸易相关。如果我们将汉代出土货币贯串起来，则构成从今四川宜宾—昭通北大门水富张滩—盐津城老鸦滩—盐津石门关—大关盆河—昭通市洒渔—昭通市城郊—昭通市守望乡—贵州威宁中水乡。这条路线就是沿着汉朱提江从北向南走向的，亦是“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经“五尺道”的路线。这条路线再向南延伸便到威宁(汉阳)、鄢(今宣威)、建宁(今曲靖)、昆明滇池、大理、腾冲及印度、缅甸等。昭通大关岔河出土的“贝币”、大关及水富张滩出土的“琉璃珠”，经鉴定不是本地产品，亦不是本国所产。此“海贝”币是没有穿孔的自然形态贝，也不是装饰品，它们与“五铢”钱一起出土，显然是具有与金属货币同等性质的货币价值，蜻蜓“琉璃珠”亦是与其铜制器物一起出土的。所以“贝币”“琉璃珠”显然是经“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蜀身*道)而来的“舶来物”，从中透视出了汉时昭通对外交流的情况。青铜“摇钱树”：东汉时期金属货币更加广泛使用，反映了它在商品交换中更为重要的作用，随之而来的在人们思想意识里产生的崇拜和贪欲更加强烈，在死者的墓砖上也以货币形式为装饰。更为突出的是用青铜铸造成树木形式，枝系上挂满了“五铢钱”成为当时流行的随葬品，在朱提、堂狼地区墓葬中均有发现。如：年昭通市桂家院子东汉墓出土过一件比较完整的青铜“摇钱树”，树的主干由五节组成，每节长约18厘米，插以若干树枝，上缀“五铢钱”“鱼龙”及神怪形饰片，“五铢钱”上还有“五铢作□”“五铢北□”等。全树插在一个陶座上，陶座四面作双角兽形。此物应是一种夸示或祈求财富的装饰品。除“摇钱树”外，医院建房工地还发现“铜人”，年还在洒渔河(古朱提江)畔发现“人形铜座”，年在白泥井还发现“铜鸡尊”等亦别具风格。从出土文物看，冶炼铸造铜器技术早在东周春秋时期已由中原传入朱提、堂狼，到东汉，朱提、堂狼地区冶炼铸造技术不仅在南中领先，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的先进地区之一。可是冶铜遗址在朱提、堂狼地区未曾发现，同时对其生产技术具体情况知道不多。据《南齐书》卷37《刘悛传》说：“永明八年(公元年)悛启世祖曰：南广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顷，地有烧炉四所，高一丈，广一丈五尺。从蒙城渡水南百许步，平地掘出深二尺许得铜，又名古掘铜坑，深二丈，并居宅处犹存。……近唤蒙山僚出，云甚可经略。此议若立，利润无极。并献蒙山铜一片，又铜石一片，乎州铁刀一口。上从之。遣使入蜀铸钱，得千余万。悛代始兴王鉴持节监益、宁二州诸事、益州刺史，将*如故。”以上说明了刘悛的身份是益州刺史并监益、宁两州诸事，深入并控制了朱提郡(含堂狼县)，在朱提郡内开铜矿铸钱。所指“南广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从蒙城渡水百许步”当即朱提郡城。朱提郡城，据地下文物考查疑在今洒渔河(古朱提江)畔。所说“烧炉所”系冶炼铜矿之设置，“烧炉所高一丈，广一丈五尺”，说明冶炼设置。若不是夸大，已与清代云南冶铜炉大小差不多了。“利润无极”说明系属商品生产性质，而且“开铜矿炼炉”后“入蜀铸钱”，说明“朱提郡”地区自办“铸钱业”没有铸钱的设置而要到四川去才能“铸钱”。并透露出当时是选择露天浅矿，故“掘下二尺”即能得到铜矿石。露天矿，云南矿工称为“草皮矿”最先得到开采，也是符合采矿发展史一般规律的。对于昭通汉代朱提、堂狼地区冶铜业的性质问题，它是官办工业还是民办私人经营?从有铭文的朱提、堂狼器来看，铭文除说明生产年代和产地外，还下缀有以下几种情况：有“工”字的，如“延平元年朱提造工”；有“作工”字的，如“汉安元年堂狼造作工”；有“作牢”字的，如“永初元年堂狼造作牢”；有“上牢工”字的，如“阳嘉二年朱提造作上牢工”等。再者东汉铜镜也常有“工”“造作工”“造作上牢工”等字样。这些简略语是否是夸示所制作铜器物之巧工牢实，而颇有为商品做广告的意味？若东汉朱提、堂狼青铜制造业属“工官”所有，按汉代各地“工官”制造的铜器上铭文都有一定的格式，除说明是何“工官”所制及铸造年代外，还有一系列督造官吏的职衔和姓名，从来不是只书一个“工”字，所以朱提堂狼青铜铭文的“工”字应与“牢”字属同一个意思。与“工官”毫无关系，而是由私人经营的，主要是操于当地统治者郡、县官吏及“南中大姓”之手。如前面所说的“（刘）悛代始兴王鉴持益、宁二州诸事”的益州刺史手中，起到控制或“监诸事”的作用，但并不是“工官”。汉时朱提、堂狼地区青铜文化如此繁荣又光辉、灿烂，其主要是当地的特别是汉、晋时代以彝族先民为主体的和其他民族的劳动人民“同姓相扶”团结、融合在一起共同创造的。自汉以来，置郡、县开修驿道，开发铜矿、*民屯田，中原汉族不断进入朱提、堂狼地区，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特别是青铜的开采、冶炼、制作技术，为青铜文化的创造起到了积极作用。从铜器，特别是铜洗的式样、纹饰等工艺技术方面，无疑有南下的工匠参加劳动，这为当地少数民族直接学习创造了条件。所以是当地少数民族和外来汉族人员并肩劳动，共同创造了汉代昭通朱提、堂狼繁荣的青铜文化。堂狼——白铜之乡。据《云南考古》说：“三国两晋时期，朱提堂狼冶金事业方面有一项伟大的创造，即白铜的制造……其产地在盛产银铜的堂狼……自此以后，云南白铜一直享有盛名，甚至远销外国。”说明堂狼除产青铜著称于世外，还盛产白铜，而且被人们誉称为“白铜之乡”。白铜，又称“镍白铜”，是铜和镍的合金。镍白铜呈银白色，光泽如银，古代常用来做钱币及面盆、饰物等日常用具，现代则广泛用于化学工业、*事工业和材料科学中，其发明在冶金史和化学史上是一项重大成就。照近代化学史的说法，镍在18世纪50年代，由瑞典矿物学家克朗斯塔特从含镍矿石中提炼出来。可是，首先知道利用镍，发明镍白铜的，却是云南古代劳动人民。根据我国古代和近代的文献，凡提及生产白铜的记载，都集中于云南滇东北一带。现存最早关于白铜产地的记载是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南中志》，其中说到“堂螂县出白铜”。可见早在公元4世纪时，云南堂狼地区就已生产白铜。又根据《南齐书?刘悛传》的记载分析，远在汉朝以前滇东北朱提堂狼地区一带就已采用高烧炼铜，技术水平是十分惊人的，有高度发达的冶金术及丰富的镍矿藏，使生产镍白铜有了充分的技术条件和原料条件。镍白铜在很古远的时代就已生产并远销国外了。在唐代，波斯及阿拉伯称镍白铜为“中国石”，可见直到唐宋时，云南的白铜还远销到今中东地区。18世纪，欧洲的贵族以能得到中国的一套白铜餐具为荣耀。镍在西方，最早视为“不中用的铜”，是公元年瑞典人克朗斯塔特发现的。到19世纪的年，英国的汤麦逊以及德国的罕宁格兄弟才仿制云南白铜成功。这一切说明，朱提、堂狼地区至少早于此15个世纪开采、生产白铜器。所以人们不仅称云南堂狼为“白铜之乡”，而且发明镍和铜这一成就已载于世界科技史册。参考文献：
[1]方国瑜.彝族史稿.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2]师砚培等.红河流域青铜文化初探[J].云南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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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吉兹莫
来源
五彩洛尼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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