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悦笛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原载《孔学堂》年第2期
摘要：本文致力于对中国思想史上的“孔颜乐处”这个核心思想做出全面解析。从分析颜渊其人的情性入手，确定颜子具有“默然不愚”、“好学笃思”、“内向笃定”和“善于笃守”的情性，解析出所谓“颜氏子之乐”：何乐之有？所乐为何？进而，从外在特征和内在特质的两个层面，确定“孔颜之乐”并非西方意义上的神秘主义。然而，“孔颜乐处”却可以归于“情理神秘”，它既非“理智的直觉，也非“理性的神秘”。
作为一种“高峰体验”，这种境界可以为定位为一种“通巫史”、“准宗教’、“高道德”和“泛审美”的神秘圆融之境。孔颜之乐，作为一种“情理神秘”，既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乐道与悦乐为一），也是先天与后天的统一（未发与已发实乃不分），实乃是现实的“一个世界的神秘”。回到子思去，不如“复为颜子入道之门”，回到颜回那种切实笃实而又默静求乐的境界去，从而来复兴孔门儒学。
关键词：孔颜乐处；颜氏子之乐；神秘主义；情理的神秘；回到颜子
文章发表时题为《论“孔颜乐处”：回到颜子去！》
孔子及其后学到底有没有神秘之处？孔门儒学到底是否趋向于神秘主义？这就要从孔子所赞颜渊乐处入手加以探讨，宋儒更明确地将之合为“孔颜乐处”。美国哲学家芬格莱特认为，孔子在本质上是反神秘的，但《论语》又透显出“对那种具有深远意义的神奇魅力的力量（magicalpower）的信念”，这种“神奇魅力”是“指一个具有的人通过礼仪、姿态和咒语，获得不可思议的力量，自然无为地直接实现他的意志”，[1]如“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就是如此。这种所谓神秘力量就在日常生活中实现，而且，它显然不同于那种神灵附体的神秘主义。
引发这个问题得以继续深入的，乃是在与芬格莱特进行对话的文集《规则，礼与责任》中出现的商榷意见，英国汉学家葛瑞汉试图以“半神秘经验”来解析这个问题，并试图说明神秘经验也是一种可以用语言描述的日常经验，东方思想可以通过诗、箴言和说教性寓言，用一种启示性的沉思技术使得经验回归自身。[2]
芬格莱特也对葛瑞汉做出了回应，但他确定，葛瑞汉的观点乃是认定“审美之维是终极的”，这可与“审美之至善”（aestheticsummumbonum）的观念相比照[3]。芬格莱特始终没有说过儒家会趋于神秘主义之任何一种，却暗中肯定了儒家所本具有的神秘经验性，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这种“儒之神秘”呢？本文就先从颜渊的情性入来开始探讨“孔颜乐处”。
一颜渊之情性：何许人也？
颜回，春秋末年鲁国人，字子渊，亦称颜渊。作为孔夫子最信赖的弟子，老师说他“于吾言无所不说”（《论语·先进》），不仅感情上与老师最为亲近，也许在思想与践行上也更为接近，可惜颜回不幸短命而死，以至于他死后孔子发出“噫！天丧予！天丧予！”的悲戚（《论语·先进》）。“孔颜乐处”将二者“所乐”之事视为同一，绝不是空穴来风，说明二者的所求理想亦趋同。
所谓“孔子铸颜渊”（《法言·学行》），这是用炼石成金的“铸金”来比喻老师对学生熔铸之“铸人”，比喻颜渊乃是被夫子铸成了弟子当中的烁烁金子之材。这也说明了，在“视、听、言、貌、思”（《法言·学行》）这归属于“性”之所有诸面，颜渊都是接近于夫子的那种圣贤之人。
下面还是先从历史文献里大致推测出颜回的性格禀赋，当然其中以《论语》这样的确证资料作为核心文本，将后世论颜渊的资料作为可兹参考的边缘文本，以此来窥见颜渊本人的基本样貌。后世所谓“儒分为八”而生“颜氏之儒”，或许与颜渊深有渊源，但更可能是后世的继承发展，甚至可能在诸多方面都是针对“子思之儒”的，由颜渊本貌大概也可以窥见其一斑。
首先，对颜渊的情思性格的基本推测，只能从《论语》的师生关联出发。《论语》所描绘的颜子，往往既给人一种“默”、“静”之神秘感，又给人一种“笃”、“实”之践实感，先说笃实一面，具体而言有如下的特征：
第一，“默然不愚”：孔子说他“如愚”、“也不愚”（《论语·为*》），与他谈了整整一日竟毫不相违，看似愚钝沉默，但是退而再想想他身体力行的一举一动，让老师本人都感叹此弟子其实不愚也，更何况这种默而无言也不是全盘接受，而是“闻一以知十”（《论语·公治长》），老师甚至说自己在此都不及这位弟子。
第二，“好学笃思”：颜回谦恭好学，当季康子问孔子弟子谁好学之时，孔子对答“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论语·先进》）；哀公问同一话题时，孔子则回答如出一辙：“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不过又加上了不迁怒于人、不两次犯同样的错的特征，说明颜渊是位心态平和而长于慎思自身之过之人。
第三，“内向笃定”：当孔子让弟子各言其“志”的时候，子路马上回答“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性格外向的人总喜欢与大家分享自己的东西哪怕用坏了也无遗憾，但是颜渊的回答则是“无伐善，无施劳”（《论语·公治长》），也就是以不夸耀自己所长、不表彰自己的功劳作为平生之志愿，而且一旦立志就笃定下来。
第四，“善于笃守”：孔子赞美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这个三月不过是言其久也，说颜渊从仁并毫无间断甚久，而比较之下其余的弟子则是无法如颜渊那般坚守的。而且颜渊的情性特点还在于，只要信了就能坚守之，夫子所谓“语之而不堕，其回也与”（《论语·子罕》），只有颜渊，老师和他谈了才能就此不再松懈怠懒了。
这上面大部分的论述，其实都是“笃实”的一面，颜渊作为“礼”的忠实践行者，他自己也承认“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虽然自己生性并不敏锐，但是却一定按照话去办事，可见他是一位天生的践行者。比较一下，那位“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的曾参，他就更善于内心的自我反省，并强调“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从而“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论语·泰伯》），这种积极取向就与颜渊之内敛不同。
所以，同样面对弟子问仁，“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这两处才是孔子单单针对颜渊的回答。“克”、“复”、“勿”，皆为从“收”的角度来归“仁”，显然与那种“士不可以不弘毅”（《论语·泰伯》）之“放”的取向迥异。如果从“仁者静，知者乐”（《论语·雍也》）的角度来分殊，颜渊属于仁者，故静；曾参属于知者，故动！
然而，颜渊的性情，还有“默静”的神秘化的另一面，主要在颜子“所乐”之处那里得以显现，这种“乐在其中”颇具神秘色彩，这在后面会详述。但是，“笃实”与“静默”，其实并不矛盾。表面上看，二者的外在特征都是言语比较少，而更善于集中精气神在所做之事上。恰恰因为“笃”，所以才能乐，因为仁者往往身处困顿之境，却仍能从中“作乐”，只有内心笃定方能如此为之，这是其一。
其二，笃信之人，往往不是那种张扬之徒，更不是煽情之辈，只有内心的“充实”才能表达为外在的（安）静与（沉）默。所以说，颜渊的“笃实”构成了其“静默”的基础，坚实地践“礼”行“仁”，才能走向那种高级的“乐”之境也。
与《论语》类似，《孔子家语》当中也有颜回的专章，其中谈到颜渊说：“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强于行义，弱于受谏，怵于待禄，慎于治身”（《孔子家语·颜回》），这与《说苑·杂言》的记述“强于行己，弱于受谏，怵于待禄，慎于持身”只差“行义”还是“行己”，说的分别是颜渊实行德义时是坚定的，接受劝谏时是柔顺的，受到官禄时是戒惧的，修养自身时则是谨慎的。
这些基本都符合《论语》对他的“笃实”一面的描述，而这种记载应该并不晚近，因为在竹书《儒家者言》当中便有“君子道四疆（强）行弱于辭”之类似记载，所以有可能是更早地对颜渊的道德肯定。我们可以再比较一下，《论语》里夫子说*治家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治长》），显然更重在*治上的外在修为，而颜渊的“四德”似乎就更为内在了。子产更接近于外在的以礼为治，治理民众，而颜渊则更趋近于内在的以德治心，治养身心。
然而，我们并不能由此说颜渊走的就是“内在化”之路了，他也是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