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词，考诸现存的文献及考古材料，大致可以追溯至西周初年。然而，“中国”观念或意识却可溯源于更早的时代。大致上古时人类的早期民族，其活动地域恒小，不免视本民族为世界之中心，故常以“中国”自居。中华民族历数千年而长盛不衰，恒居东亚国际关系之中心，是以“中国”之名一直保留至今。然自晚清以降，随着国人视野的开阔，且尤感于西方列强的不断侵逼，“中国”意识日渐淡化，虽犹存“中国”之旧名，不过只是作为近代世界体系中的列国而已，不复旧日“中国”之荣耀矣。
虽然，近现代国际关系体系本出于十四、五世纪以来西欧杂错争衡之*治格局，彼此皆以列国而平等相待。然自二战以后，苏、美两超争霸，各以“中国”自居，纠合一批盟国相抗，从而多少恢复了古代“中国”的内涵。其时，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盖自我而言；然若自苏、美两超视之，则第一世界为“中国”，第二世界为“诸夏”，第三世界为“夷狄”。
今日中华民族欲言伟大复兴，其内涵颇不明瞭，大致有两种选择：其一，成为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列强”，即列国中较为强盛者；其二，回到作为“世界中心”的中国，此本为“中国”之古义，然二战以后之美、苏皆尝居此种地位也。假以时日，中国虽以列国自谦，然随着综合实力之增强，虽不为旧日之“中国”，又安能辞其责乎！
一、关于“中国”之界定
1.中国与支那
“中国”一词，英译作china，汉文转译则作“支那”。[1]然“支那”一词最早见于佛教经籍中对中国的称呼，后来此称呼传入西方。近代以来，由于日本人借用作拉丁文的汉译，逐渐赋予了贬义。
考诸“支那”一词之本义，或以为“秦”之音译[2]，或以为称慕中国“文物特盛”之义[3]，或以“瓷器”之名代称中国[4]，或以为“荆”之音译[5]，或以为与中国之“丝”有关[6]，或以为有“边缘”之义，与中心相对。[7]然而，其确切所指，至今尚未有定论也。
不过，就日本而言，其旧称中国为“中土”或“唐土”（Morokoshi），明治维新以后，甚至更晚，日本脱亚入欧，为了让日本国民从心理上彻底割裂与中国文化的传承关系，遂取拉丁文“支那”一词以称中国，且逐渐赋予污辱之义；[8]或者，未必有污辱之义，然其实欲自居中国，故称中国为“支那”而夺其旧称也，此种用心，观其建立“大东亚”之野心即极明瞭矣。
其实，现代意义上的“支那”称谓当溯源于康有为。戊戌变法前后，康氏曾上《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的奏折，其中如此说道：
中国向用朝号，乃以易姓改物，对于前代耳，若其对外交邻，自古皆称中国。今东西国称我，皆曰支那，而我经典无此二文。臣细绎音义，支那盖即诸夏之音，或即中华之转也。古称诸夏，或曰诸华，频见传记，盖华夏音近而中诸音转，其蒙、回、卫藏，咸令设校，教以经书文字语言风俗，悉合同于中土，免有歧趋。伏惟今定国号，因于外称，顺乎文史，莫若用中华二字。
清末，洋人谓我国有朝名而无国名，故康氏欲定国名为“中华”，盖“中华可为诸华之转音，即可与支那音相接”，“合中国、诸华、中夏而为一名，古今中外皆通，义亦宜也”。[9]
康有为
“支那”之名，本周边之称呼吾国也，非吾国之自名也。今康氏定“中华”为国名，又取“支那”之义以通“中华”，则古之“中国”至是而自贬抑矣。盖中国素以天朝自居，外国不过周边向慕华风之夷狄而已，故不有国号。然自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屡遭败绩，则夷狄始为敌国，而传统之夷夏关系一转而为列国关系。[10]因此，对中国而言，国际关系实在是近代以来才出现的概念。至此，康氏乃欲清自建国号，而称中华或支那，其意盖以列国自视，虽无贬义，然已稍自卑矣，而不复旧时妄自尊大之心态。是以追本溯源论之，后来“支那”一词之贬义，盖始诸康氏戊戌间建国号之主张也。
由此可见，不管“支那”作何种解释，皆无“中国”一词本有之含义，即作为“中央帝国”或“世界中心”之义。[11]“支那”无论其褒义或贬义，皆周边视中国也。[12]因此，“支那”不过列国之一而已，绝无万邦来朝之义焉。
2.中国之外的“中国”
“中国”之义，有古今之不同。康有为尝论“中国”一词之本义曰：
吾国本为亚东至大之国，当时地球未辟，环立四裔，皆小蛮夷，故就地言之，自称中国。就所见东西南北对言之，非有所夸也。外人或讽吾国有朝名而无国名，若果然，更见吾国之大。然三千年来，对外皆称中国，并非无国名也。[13]
可见，“中国”今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华民国”之简称，自为国号，然本非国号，所以“更见吾国之大”也。
然若就“中国”此义论之，自古以来，不独中国，其它民族亦有自称“中国”者。章太炎即如此说道：
中国之名，别于四裔而为言。印度亦称摩伽陀为中国，日本亦称山阳为中国，此本非汉土所独有者。[14]
可见，“中国”一词实出乎一种自我中心意识或错觉。此外，如巴比伦人自称“中国”，其宗教圣地乌鲁克神庙被认为“世界中心”；古埃及人自认住在“世界中心”，卡那克神庙附近有标志“世界中心”的神柱。黑格尔亦有类似说法：
地中海为旧世界之心脏，因为它是旧世界成立的条件和赋予旧世界以生命的东西。没有地中海，“世界历史”便无从想起：那好象罗马或雅典，没有了全市生活会集的“市场”（Forum）。[15]
地中海在西方世界中一直具有某种中心的位置，这种意识一直延续到中世纪，并且，继续与后来的“欧洲中心论”结合在一起。而在地中海周围，如耶路撒冷、麦加和麦地那、雅典、罗马、亚里山大里亚等，都曾经被当作“世界中心”。
并且，仅就印度而言，不仅摩揭陀一邦被称为中国。晋《法显传》中说到中天竺时写到：
从是（摩头罗国）以南，名为中国。中国寒暑调和，无霜雪。人民殷乐，无户籍官法，唯耕王地者乃输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
而《佛国记》“摩竭提国巴连弗邑”条亦说道，“凡诸中国，唯此国城邑为大”。清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引此并注曰：
按《佛国记》作“中国”。中天竺所谓中国，盖中天竺之国称中国者甚多，故言凡诸中国也。[16]
可见，仅印度一地，即颇有自称中国者。是以“中国”实根诸一自我中心的幻觉，非独吾国有此意识，故就整个世界文明史的大范围而言，实有无数“中国”。
3.中国与诸夏
其实，即便就“中国”概念最后定型的春秋时期，不仅周王京称中国，而且诸夏整体亦称中国，甚至某诸侯国亦得称中国。
按照“中国”一词的本来涵义，“中国”可以追溯到人类历史非常早的时期。不过，据现今考古材料，“中国”一词在文献上的证据还只能追溯到西周初年，即成王之时。[17]
那么，此时“中国”一词的本意是什么呢？盖“國”与“或”字相通，原意是指城墙围成的地域。因此，“國”最初所指乃城邑，一般由部族首领及族人居住，与之相对，城外近处称做郊。[18]后来，随着部落的发展，拥有的城邑越来越多，所以，一般把首领居住的称为“國”或“都”。
西周时，周王称天子，其分封或承认的国称为诸侯。无论天子还是诸侯，所居住的城邑都是“国”。其中，天子所住的“国”（京师）处于中心、中枢地位，理所当然地被称为“中国”。[19]
最初，“中国”只指周王所在的丰和镐及其周围地区。灭商以后，周人将原来商的京师（殷）一带也称“中国”。成王时，周公主持扩建了洛邑，称成周，将商的遗民迁来集中居住于此，又在附近筑王城，迁来周人居住，作为周的陪都，用以控御东方。洛邑既居陪都的重要地位，又位于“天下之中”的交通枢纽，也被称为“中国”。这说明，“中国”的概念开始由唯一的*治中心扩大到了地理中心。
公元前年，犬戎攻入镐京，幽王被杀。次年，平王迁都洛邑。丰镐一带落入戎人之手，自然就丧失了“中国”的地位，而洛邑就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不过，此后周天子不再能号令天下，而降为列国，与一般诸侯国没有什么区别。
与此同时，郑、宋、齐、鲁、晋等诸侯国迅速强大起来，吞并了周围的小国，成为拥有十几个至几十个城邑的大国。这些大诸侯国实际上已经取得了与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地位，它们的国就也称“中国”了。在诸侯国的内部，国都就等于周天子的京师，俨然就是国中的“中国”。[20]
就这样，春秋时期的“中国”已经扩大到周王畿和晋、郑、宋、鲁、卫等国，大致相当于当今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山东西部的*河中下游地区，“中国”的范围在不断扩大。至于齐国，地理位置虽不在中心，但能尊王攘夷，为一时之霸主，故《春秋》常以中国视之。
可见，“中国”首先是京师之义，确切指周之王京；其次指诸夏，即主要诸侯国活动范围。不过，如果我们追寻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应该早于周朝，即作为“中央之国”，亦即“世界中心”。不过，这些用法都是指地域意义上的“中国”。
与“中国”相关的另一个概念就是“华夏”。
《国语·鲁语》云：“以德荣为国华。”《尚书·舜典》云：“蛮夷猾夏。”孔传云：“夏，华夏也。”《尔雅·释诂》云：“夏，大也。”《荀子·儒效》云：“居夏而夏。”杨注云：“夏，中夏也，中国有文章光华礼义之大。”
定十年《左传》云：“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疏云：“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谓之华。”《古文尚书·武成》：“华夏蛮貊。”孔传云：“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可见，华或夏之名颇见于先秦典籍，皆指中国也。
清末，康有为欲定国名，对此说道：
诸夏之名，在中国对外之称，为至古矣。外国多以创先之人名其地者，吾国为禹域，然则称诸夏最宜，不能以汉、唐之后起易之。[21]
康氏盖以为中国称“夏”始于夏朝，与夏人有关，此为一说。而程树德则将夏称推至尧唐之时，谓“中国古称夏”。其《说文稽古编》云：
《说文》：“夏，中国之人也。”按《书·舜典》：“蛮夷滑夏。”传：“夏，华夏。”明尧国号唐，已称中国为“夏”。《左传》：“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时为周代，仍称中国为“夏”。《秦微》：“策夏车，称夏王。”注：“夏，中国也。”是唐虞至汉，皆称中国为“夏”。[22]
章太炎则以为与夏水有关。其《中华民国解》有云：
夏之为名，实因夏水而得，是水或谓之夏，或谓之汉，或谓之漾，或谓之沔，凡皆小别互名，本出武都，至汉中而始盛，地在雍梁之际。因水以为族名，犹生姬水者之氏姬，生姜水者之氏姜也。夏本族名，非邦国之号，是故得而言诸夏。[23]
若以夏为族名，则“中国”一词又有种族之义。而公羊家所言之“诸夏”概念，既有种族之义，又有文化之义，则“中国”一词当兼文化之义也。[24]
至于“华”字之义，一说以为与华山有关，盖伏羲、神农、*帝之国皆止于华山[25]；又一说以华之原义为花，盖美饰也。[26]
章太炎
南海则以华为夏之转音，其曰：
华字见于左氏《国语》，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是诸戎称夏为华之证。华字文义，不知所自。吾粤语多古音，而读华、夏字同韵，音极近，但开口之高下音耳，当是夏之转音。……然则夏之与华为音转无疑。相习成风，或合称曰华夏，或称诸华。[27]
是以《春秋》之言“诸夏”，即诸华也。康氏又以诸华转音为中华，外人“支那”之名盖源于此，故诸夏、诸华、中华、支那，其源皆一也。[28]
二、夷夏之辨
1.中国、诸夏与夷狄
春秋之时，中国与诸夏的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何休概括《春秋》书法有三科九旨，其中“异内外”之科曰：“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即以鲁国为中国，以齐、鲁、晋、宋、卫等中原诸侯国为诸夏，以楚、吴、越等为夷狄。
成十年，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邾娄人，会吴于钟离。何注云：
内其国者，假鲁以为京师也。诸夏，外土诸侯也。谓之夏者，大总下土言之辞也。不殊楚者，楚始见所传闻世，尚外诸夏，未得殊也。至於所闻世可得殊，又卓然有君子之行。吴似夷狄差醇，而適见於可殊之时，故独殊吴。
《春秋》假鲁以为京师，则鲁为中国也；鲁、齐、宋、卫、郑、邾娄国之会，盖皆诸夏之国也；吴虽强，然不与诸夏之会，而殊会于钟离，以夷狄故也。可见，《春秋》是将中国、诸夏、夷狄区别对待，主张内外有别。[29]
中国、诸夏内涵的变化实与春秋之乱有关，其缘由大致有二：其一，礼崩乐坏，所谓“亡国三十有六，弑君五十有二”，坏乱极矣；而周自平王东迁，降为列国，不能号令天下，行天子褒贬继绝之权。[30]故《春秋》之作也，以王法寓于鲁[31]，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其二，夷狄之祸中国也亟矣，楚、吴、越、秦相继而起，故《春秋》假齐桓、晋文以伯讨辞，[32]许管仲以仁，皆以其能存诸夏，而免于“披发左衽”，其功巍巍矣。异外内之科实兼此二义也。
故在公羊家那里，中国的内涵并不确定：
一方面，仅指鲁国。盖周王不能号令天下，然王法存于圣心，形于鲁之行事，故托王于鲁以张治本。至于齐桓、晋文、楚庄之霸，亦常以京师待之。此时之中国乃文化意义上之中国。
另一方面，指诸夏。即就中原诸国作为一个整体与夷狄相抗时，则以诸夏称中国。此时中国或诸夏乃相对于夷狄之一种族概念。不过，就《春秋》许齐桓、晋文之拒夷狄而言，中国、夷狄皆一种族的概念；而就中国不能拒夷狄，则或进或黜，又常以怀柔之术以驭外，则二者又多为一文化概念。
2.攘夷与种族概念
僖四年，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公羊传》云：“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帖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何注云：“言天王者，时吴楚上僭称王，王者不能正，而上自系于天也。”周王之称天王，吴楚之君贬称子，皆所以尊王攘夷。《春秋》许齐桓、晋文，以其能尊王攘夷，行王者之事也。
召陵之盟本在所传闻世，其例当为内其国而外诸夏，然《春秋》曰“来盟于师”，盖内辞也，故《公羊传》曰“其言来何？与桓为主也”，齐桓本为外，此则从内鲁例也。《春秋》所常书，当以鲁为内，至其与夷狄相较，则引诸夏而内之，曰中国。
故《常棣》之诗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难。”又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而董子曰：“故《春秋》之于偏战也，犹其于诸夏也，引之鲁则谓之外，引之夷狄则谓之内。”（《春秋繁露·竹林篇》）故就攘夷义而言，诸夏以同种视之，同为中国，乃比诸兄弟以御外侮也。[33]
故以诸夏能聚合、相救护以攘夷，则许诸夏为中国。至于齐桓、晋文之伯讨，假天子以令诸侯，本属不辞，然《春秋》犹许之，亦以其能悍卫中国也。不独如此，《春秋》之言及夷狄，常有贱辞。此文辞之攘夷也，大致有三：
其一，不许夷狄执中国。隐七年，冬，天王使凡伯来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公羊传》云：“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执之也。执之则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为大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其地何？大之也。”
何注云：“中国者，礼义之国也。执者，治文也。君子不使无礼义制治有礼义，故绝不言执，正之言伐也。执天子大夫而以中国正之者，执中国尚不可，况执天子之大夫乎？所以降夷狄、尊天子为顺辞。”
所谓治，盖依法而执有罪者，乃狱辞也，今日美国自居人类之普遍价值所在，遂假国际法庭以治其他主权国家之罪，殆类此也。至于《春秋》不许夷狄治中国，以当时人类之普遍价值，亦即礼义，在中国而不在夷狄，是以中国虽有罪，夷狄安得而执中国哉！
其二，中国与夷狄会盟，则殊会之。成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鱿、邾人，会吴于锺离。《公羊传》云：“曷为殊会吴？外吴也。曷为外也？《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宣十一年秋，晋侯会狄于欑函。
何注云：“离不言会。言会者，见所闻世，治近升平，内诸夏而详录之，殊夷狄也。”孔广森曰：“会文在狄上者，殊狄也，所谓内诸夏也。”殊会夷狄，所以贱之，不以夷狄敌中国也。昔日西方七国本苏联之敌国，其后苏联瓦解，俄罗斯欲融入西方，虽得与七国首脑会议，犹用“7+1”之名，盖以俄罗斯为夷狄，乃殊会之也。
其三，中国与夷狄会，不与夷狄为主。哀十三年，公会晋侯及吴子于*池。《公羊传》曰：“吴何以称子？吴主会也。吴主会则曷为先言晋侯？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其言及吴子何？会两伯之辞也。不与夷狄之主中国，则曷为以会两伯之辞言之？重吴也。曷为重吴？吴在是，则天下诸侯莫敢不至也。”
若齐桓、晋文会诸侯，则得为主。僖四年，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传》曰：“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怗荆，此王者之事也。其言来何？与桓为主也。”今日中国与其他国家会盟，莫不以中国居首，即此义也。
上述三种对夷狄的态度，概无关于礼义，纯以异类故而贬之也。
晚清之时，革命*人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帜，假排满之名，行革命之实，乃极张《春秋》辨夷夏之旨，“《公》、《穀》二传之旨，皆辨别内外，区析华戎。……《左传》一书，亦首严华夷之界”。[34]
刘师培甚至丑诋夷狄非人类，谓夷狄其先始于兽种，其后进化亦迟，至世界递迁，仍守榛狉之俗，乃慨叹夷狄入主区夏，“后世中原不竞，鞑虏凭陵，鸟迹兽蹄交于中国，神州赤县莽为牧场，人禽之界荡然泯矣，此长林丰草，禽兽居之，龚仁和所由兴叹也。”[35]至于章太炎，则假儒家复仇之义，极论种族革命为是。
其时南海主保皇，极论满洲为同种，谓其辫发、衣服之不同，犹泰伯之居吴也。[36]又引《春秋》进退夷夏之说，谓满洲“入关二百余年，合为一国，团为一体。……所谓满、汉者，不过如土籍、客籍，籍贯之异耳”[37]，“上推满洲种族，则出于夏禹；下考*教礼俗，则全化华风”[38]。
南海又谓满洲之入主中原，“开满洲、回疆、蒙古、青海、藏卫万里之地，乃中国扩大之图，以逾唐、汉而轶宋、明，教化既益广被，种族更增雄厚”[39]，则满清之统治，真大有功于吾华夏中国也。
至革命功成，满洲既逐，而蒙古、西藏与新疆以异种故，亦与中央渐行渐远，相继沦入敌手矣。故孙文倡“五族共和”之说，欲摆脱满人压制之汉族又能“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治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然为时已晚矣。[40]其后，满人忿于种族之卑屈，遂一意复国于关外，致为日人所乘。追寻前因，盖革命*人假排满为帜，其虑非远，其谋非深也。
虽然，春秋时之四夷，本视为别于华夏之异种，至汉以后，则以夷狄进于中国之故，而泯然为汉人矣。
3.进退夷狄与文化概念
《春秋》之御夷狄也，或褒进，或贬黜，皆以礼义。其进之也渐，其黜之也缓，怀柔远人之术也。若此，中国与夷狄常取一文化概念。
庄十年，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公羊传》云：“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何注云：“《春秋》假行事以见王法。圣人为文辞逊顺，善善恶恶，不可正言其罪。因周本有夺爵称国、氏、人、名、字之科，故加州文，备七等以进退之。”《春秋》之于夷狄，视其行为之合乎礼义与否，以州、国、氏、人、名、字、子七等以进退之。
盖春秋之时，楚、吴、越之势寖盛，时主中国之会，然诸夏犹能扞御之，是以《春秋》处理夷夏关系，尚能取怀柔姿态，未若后世排夷之刚烈也。《春秋》备七等之法，一则进之有道，故“许夷狄不一而足”；一则黜之有道，故勿触其暴，勿逢其怒。[41]
4.王鲁以张治本
《春秋》尊王，然周已不复天王之尊，而王法亦不可得而行矣，乃发王鲁之旨，一则以鲁为中国，为天下之化首，一则不欲托诸空言，故借鲁事以明王法。后儒之攻《公羊》，多集矢其王鲁之说，实未必深知《公羊》者也。盖《春秋》王鲁，乃托王以明义，虽非真以鲁为王，然周之不能王亦不容讳焉。
桓九年，春，纪季姜归于京师。徐彦疏释京师云：“《春秋》据鲁为王，故内鲁，若周公制礼，内京师然也。”成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鱿、邾人，会吴于锺离。
何注云：“内其国者，假鲁以为京师也。”隐元年，三月，公及邾娄仪父盟于昧。传云：“曷为称字？褒之也。曷为褒之？为其与公盟也。”何注云：“我者，谓鲁也，内鲁故言我。”邾娄仪父朝鲁，而鲁亦以内辞。故公羊家以鲁为京师，即内鲁也。内鲁，实王鲁也。然《春秋》本以周城为京师[42]，传文亦然。[43]然亦有异义焉，如哀四年传文乃以楚为京师。[44]
故诸侯之朝鲁、大夫之聘鲁、诸侯之师与鲁战于近地、失地之君及大夫奔鲁，皆书“来”。来者，内鲁之辞也。而独于召陵之盟，书曰“来盟于师”，与齐桓公为主，亦内辞也。所以内辞者，以其能行王道也。盖鲁本周公之邦，一变则至于道，而邾娄、滕、薛、宿之朝鲁，盖慕鲁为王化之首也，故褒而进之。《礼运篇》夫子叹鲁，实期鲁以汤之七十里、文王之百里也。
可见，《春秋》王鲁，皆取礼乐教化之义也。故《春秋》之治诸夏、夷狄，悉据王法：其治诸夏也，常以贬辞，[45]盖欲其敦厚同根，故嫉弑绝尤甚；其治夷狄也，常以褒辞，欲其慕义来朝，故嫉凌压尤甚。是以诸夏、夷狄，此时纯为一文化概念：其亲诸夏，其远夷狄，皆以治有详略故也，与同种、异类之概念当无涉焉。
《春秋》王鲁，故鲁当先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此所以详内略外也。[46]此义盖本诸《公羊传》文。成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邾娄人，会吴于钟离。传云：“曷为殊会吴？外吴也。曷为外也？《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解诂》云：“明当先正京师，乃正诸夏。诸夏正，乃正夷狄，以渐治之。叶公问*於孔子，孔子曰‘近者说，远者来’；季康子问*於孔子，孔子曰‘*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是也。”自近者始，盖言王者当先详于内治也。[47]故就“详内略外”义言之，中国与诸夏不同，常以指鲁国也。
诸夏与我种族同，文化同，情犹兄弟；夷狄与我为异类，文化亦别，乃视若仇雔。故情若兄弟者，虽中国*制措施或有更迭，而不碍其同根也；视若仇雔者，能因*制措施而相投合，则引而进之也。国初出兵朝鲜、越南，实欲尽兄弟之谊焉，未可一概以国际主义义务论之。[48]
诸夏观念对于《春秋》内外说之成立极重要。康有为认为：
《禹贡》以五服分地治之亲疏，《春秋》以己国、诸夏、夷狄分三等。后世忘之，岂知人治之不得不然者耶！苟未至大同，则无五服、三世之分者，势将渐弱。盖三代至秦，皆有己国以与他国相对待，又有诸夏以与夷狄相等差。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亦理之自然也。
罗马以意大利为己国，而后次第平列，故最爱罗马之民，以执*权，其后渐推权于意大利民而止。其于新定之邦，号曰“布尔宾”，则仅羁縻赋贡焉，所谓藩属，视为诸夏也。其于日耳曼诸部，则夷狄之，薙芟焉已耳。以其有内国、外国之分，故日事征伐，以辟土为事，故能致强大。
我国自汉后，以禹域为内国，此外皆夷狄，无诸夏之一义矣。夷狄则部落散漫，粗羁縻之，无足与较，亦无可畏忌。于是专事内治，而不事征讨。此我国之所以不增大，而罗马则增进无已欤？然罗马自奥古士多之后，亦有闭关专内治之意，与光武略同，但其后诸帝不守之耳。[49]
是以罗马之图霸，亦用诸夏之法，盖治当自近者始也。二战后，苏美争霸，各有卫星、仆从以为亲附，亦用诸夏之法也。吾*自抗战以来，即视“统一战线”为法宝，此后又据“第三世界”为吾兄弟之国，毛泽东之远略如此，盖深得古人遗意焉。惜乎后来*府不复以中国自视，唯求媚美是务，则旧之诸夏不复为我有矣，故当“六·四”之后，美一旦变脸相向，吾即势孤矣。
可以说，夷夏之辨包括种族与文化两方面内涵，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皆可由此两方面内涵导出：既以夷夏为种族概念，故须攘夷；又可视为文化概念，故当尊王，而以礼义进退夷夏、治自近者始诸义皆从此出。晚清以来，保皇*与革命*人各据一义以相抗。
孙中山甚至认为，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帝国主义的国家”，以“王道”感化其他民族，只有“天下主义”或“世界主义”，而民族主义早已消亡，因此，中国人在异族的侵略面前，由于没有民族主义作为工具，更容易被征服，更容易屈服于异族的统治。尤其在列强包围的现代国际关系中，对于中华民族之生存是很不利的。[50]可以说，民族主义在晚期的孙中山那里，不再是推翻满洲统治的工具，而是未来中华民族得以自立、自强的工具。
三、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
春秋之时，楚、吴、越相继而起，凌驾诸夏，然诸夏犹能扞御之，是以《春秋》处理夷夏关系，尚能采取怀柔之姿态，或进或退，或褒或贬，犹未失自信也。
自北宋以降，《春秋》学再度兴盛。不过，其学术路数殆与汉唐不同，盖折衷三传乃至舍传求经矣，至于三传对于《春秋》“其旨数千”理论的阐发，多阙略不讲，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