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阮元（－）、王引之（－）為清代嘉慶、道光間最具代表性之學者。本文就羅振玉所輯《昭代經師手簡》二編中所收阮元〈與王引之書〉九通，逐一考證各信寫作年代，及信中所涉及之學術故實，並訂正王國維相關論說及劉盼遂《王氏父子年譜》繫年之誤。
關鍵詞：阮元王引之《昭代經師手簡》《高郵王氏父子年譜》
一、引言
高郵王氏父子音聲訓詁之學，冠絕一代，所著《讀書雜志》、《經義述聞》、《經傳釋詞》諸書，凡經傳子史，漢晉以來疑文滯義，一經發正，所到冰釋理順；而王念孫《廣雅疏證》一書，論者比之為裴松之注《三國志》、酈道元注《水經》，段玉裁稱其書「尤能以古音得經義，蓋天下一人而已矣」；[1]焦循更推之為「鄭、許之亞」，[2]其為當時名家碩學推重如此。
有關王氏傳記學行資料，除《高郵王氏遺書》，閔爾昌、劉盼遂兩家《高郵王氏父子年譜》外，[3]另有羅振玉所輯《昭代經師手簡》二編，[4]為乾、嘉、道群賢與王氏父子論學書札，書中多存學林故實，足資考據者甚夥。近臺灣師範大學賴貴三教授著《昭代經師手簡箋釋》一書，欲考其事，[5]用意至善。惟箋釋者於清代學術所涉未深，故僅能就文面詞意略作詮解耳。諸家書札相關故實，賴君率多茫昧，罕能言之。
余近年論次阮元學行，於《昭代經師手簡》阮元寄王引之諸札嘗三復之。阮氏自言：「元于〔石臞〕先生為鄉後學，乾隆丙午（五十一年）入京，謁先生。先生之學精微廣博，語元，元略能知其意，先生遂樂以為教。元之稍知聲音文字訓詁者，得於先生也。」[6]而王引之則阮元嘉慶四年典會試時所得士也。阮元與王氏喬梓數十年交好，相契尤深也。二○○一年九月十七日，納莉颱風侵臺，臺北大浸稽天，生民其魚矣。余汐止山居被災稍淺，然停電斷水者半月，溽暑燋心，因取《昭代經師手簡》所收阮元〈與王伯申書〉九通，為之考釋，藉此消煩遣日。閔爾昌《年譜》於此九札俱未引及，豈以其年月失考，莫能詳歟？劉盼遂《年譜》雖略及之，然各札繫年幾無一是者。今就謭陋所及，詳考各札事實年月，以備討論阮、王學術者采擇焉。至賴君《箋釋》違誤處，間加商訂，各隨文所及，不悉具也。
二、阮元與王引之諸書考釋
阮元與王引之書九通
與王伯申書一
兩接手書，具蒙關愛，謝何可言！生治理葬事略畢，惟封樹、碑石之事，須俟來年次第料理。蒙示《經義述聞》，略為翻閱，並皆洽心，好在條條新奇，而無語不確耳。見索拙論曾子一貫之義，詳在《詁經精舍文集》內，今以一部奉寄；其言「郵表畷」，似亦有可採者。拙撰《曾子注釋》，出京後又有改動。因今年正月鳩工刻《雅頌集》，工已集而書未校寫，不能眾工閒居，因即以此稿付刻，其實不能算定本。其中講博學、一貫等事，或可少挽禪悟之橫流；至于訓詁，多所未安。頃翻《經義述聞》「勿慮」等訓，[7]尚當采用尊府之說，將板挖改也。《注釋》一本呈覽，初印不過三十本，概未送人，乞秘之，勿示外人，緣將來改者尚多也。宅兆想已卜定？冬寒，嗽疾聞常舉發，尚望珍重。肅此，奉問孝履，不具。伯申宮庶年兄閤下，生制阮元稽首。
森按：此札言「生治理葬事略畢，惟封樹、碑石之事，須俟來年次第料理」。檢《雷塘庵主弟子記》卷二，阮父湘圃（名承信），嘉慶十年閏六月十五日卒於阮元浙江撫署，年七十二。七月初三日，芸臺奉櫬返里；十二月，葬於揚州府城北雷塘祖塋，孫星衍為誌其墓。[8]據阮元「治理葬事略畢，……須俟來年」之語，則此札當撰於嘉慶十年歲杪，時阮元居墓廬在揚州也。其時，王引之亦丁內憂里居，王壽同等撰〈伯申府君行狀〉云：
乙丑（嘉慶十年）奉先大母喪，自山東濟寧旋里。時未卜葬地，府君親歷山崗，凡數閱月，始卜地於安徽天長縣之南原。[9]
阮札詢問「宅兆想已卜定」，蓋其時猶未葬也。
札言「蒙示《經義述聞》」云云，《箋釋》謂此書三十二卷，計六百九條，[10]其實此非阮元當日所見之本。按《經義述聞》其書凡三刻，初刻本刊於嘉慶二年，不分卷，書內各條獨立，不相連屬，無頁碼，蓋隨就所得增刻補入也。[11]二刻本嘉慶二十二年刊於江西，《周易》、《尚書》各一卷，《毛詩》二卷，《周官》、《儀禮》、《大戴禮》各一卷，《禮記》、《左傳》各二卷，《國語》、《公羊傳》、《穀梁傳》、〈通說〉各一卷，計十五卷，[12]阮元為之序。三刻本則道光七年冬刊於京師壽藤書屋者，道光十年全書刻成，今通行三十二卷本即從此本出。[13]賴君不知此書先後諸刻不同，故《箋釋》凡諸家手簡言及《述聞》者，不問其札撰年，悉指為三十二卷本，殊誤。
札言「見索拙論曾子一貫之義。……其言『郵表畷』，似亦有可採者」，前者指〈論語一貫說〉，後者即〈釋郵表畷〉，《箋釋》誤釋。二文並見於《詁經精舍文集》卷八，今分別收入《揅經室一集》卷二及卷一。《論語》「貫」字凡三見，曾子之「一貫」也，子貢之「一貫」也，閔子言「仍舊貫」也，阮元謂此三「貫」字皆當訓為行事。孔子語曾子「吾道一以貫之」，言孔子之道壹皆於行事見之也。[14]阮元頗自矜其說，渠著《曾子注釋》及〈論語解〉、〈孟子論仁論〉、〈石刻孝經論語記〉諸文，俱有此說；[15]而方東樹抨擊漢學之失，則極斥此說禍道害教。[16]〈釋郵表畷〉一文，謂《禮記?郊特牲》所言「郵表畷」，「『郵』乃為井田上道里可以傳書之舍也；『表』乃井田間分界之木也；『畷』乃田兩陌之間道也。凡此，皆古人饗祭之處也。而『郵表畷』之古義，皆以立木綴毛裘之物垂之，分間界行列遠近，使人可準視望、止行步而命名者也」。[17]此義前人未經道及，侯外廬極稱其說，認為「其內容暗示些古代國家起源的說明」。近年楊向奎、李中清二氏，更謂「郵表畷」即兩漢郵亭制度之前驅，[18]其說亦由阮元此文導出也。
阮氏所注《曾子十篇》，原序文末繫嘉慶三年六月，蓋書稿即成於是時。道光二十五年重刊本卷首，劉文淇識語云：「嘉慶戊午（三年），儀徵相國注釋是書，刊於浙江使院。板藏揚州福壽庭，燬於火。乙巳（道光二十五年）冬，以初印本重刊」云云，[19]似其書嘉慶三年曾刻於杭州。然據此札言「即以此稿付刻」、「初印不過三十本」云云，知此書初刻當在嘉慶十年，劉說未確也。阮亨《瀛舟筆談》卷七言：其兄「入官以後，編纂之書較多，而沈精殫思、獨發古誼之作為少，不能似經生時之專力矣。然所作《曾子十篇注釋》，則時時自隨，凡三易稿。此中發明孔、曾博學、難易、忠恕、一貫等事，實昔儒所未及鬯言，故所撰之書當以此五卷為最重」。[20]此札言「頃翻《經義述聞》『勿慮』等訓，尚當采用尊府之說」云云，檢〈曾子立事篇〉：「居由仕也，備則未為備也，而勿慮存焉。」阮《注》：「王給事云：勿慮，都凡也，猶言大凡。」[21]是已改從王念孫之說矣。今檢阮書引王念孫、王引之之說各七事，蓋皆後來增改者。
札言「今年正月鳩工刻《雅頌集》」，《箋釋》以《詩》之六義說之，[22]殊不曉事。按鐵保纂《八旗通志》，選錄清開國以來百數十年間八旗之詩，成書一百三十四卷，嘉慶九年進呈，賜名《熙朝雅頌集》，札中所言《雅頌集》者，即此。鐵保奏請此書由阮元於浙江刻之，《揅經室二集》卷八〈奉敕撰熙朝雅頌集跋〉云：「是書於嘉慶九年九月開雕，四閱月而工竣。」[23]《弟子記》載十年四月「刻《熙朝雅頌集》成」，[24]二者不一。據此札言「今年正月鳩工刻《雅頌集》，工已集而書未校寫」，則當以後一說近是。
與王伯申書二
《古韻廿一部》刻字之事，若元在粵，十日即成，而至今杳然。吳蘭修辦事有名疲緩，亦不催之矣。堂中《經解》，若非夏道與厚民緊緊催辦，必致中輟（夏升去，即無人可出力，巧巧刻完即升）。因思年兄大人此時居鄉無事，何不將《廣韻》取出，送一教館之人令其排寫（字要似《廣韻》大字之大），特須至、祭等一一指示耳。單寫大字，不寫小字，不過數萬字；寫成，交舍下刻之甚易。舍下管事者張茂才（鶴書，號琴堂）舍親，付之即可刻也。如有書函，揚州太守官封最便。[25]（四十餘日即到）
前說寫誌銘高姓（爽泉，名塏），頃問潘紅茶方伯，云已回杭，老尚能寫，但須潤筆數十方耳。（山舟先生之字，元人字耳；高乃唐以上碑版之字，世之貴耳而賤目者不知也。生丁憂時，其人字尚未成。）尊阡不知在何處？聞在天長界內，然耶？舍下觀風巷宅子空著，如上郡城，頗可住得。又啟。（仍有杭人何臻，乃高塏之弟子，其字可以有其師七分光景，如高不能寫，此人亦可。）
森按：此札與王引之商討刊刻《古韻廿一部》之事，王國維以為即王念孫《說文諧聲譜》，王氏〈高郵王懷祖先生訓詁音韻書稿敘錄〉云：
此書（森按：指《說文諧聲譜》）文達在粵東時擬為刊行，未幾去粵，而稿本尚留學海堂。文達於嘉慶乙丑由雲南致文簡札，云：「《古韻廿一部》刻字之事，若元在粵，十日即成」云云。[26]
王國維以此札為嘉慶十年乙丑撰；劉盼遂《高郵王氏父子年譜》嘉慶十年條亦言：
阮元來書，論刻《二十一部古均》事。[27]
王、劉二人以此札為嘉慶十年所撰，未詳所據，蓋以札中「年兄大人此時居鄉無事」之語，為王引之母喪居鄉時也。惟余考之，此說有誤。阮氏云「若元在粵，十日即成」，明此札當是阮氏去粵，任雲貴總督以後所撰也。按《雷塘庵主弟子記》，阮元由湖廣總督調補兩廣總督在嘉慶二十二年八月，十月二十二日到任接印；道光六年六月改調雲貴總督。[28]則此札必道光六年以後所撰無疑。若嘉慶十年，阮元尚在浙江巡撫任；七月，丁父憂里居。是年阮氏並未赴滇，焉有「由雲南致文簡札」之事？
復按此札下文云「堂中《經解》，若非夏道與厚民緊緊催辦，必致中輟」，所云「堂中《經解》」，即學海堂所刻《皇清經解》。賴君《箋釋》云：「夏道，不詳，查無此人資料，即簡中之『夏升夫』其人。」[29]賴君誤釋「去」字作「夫」，又誤以「夏升夫」為夏道之字。按夏道者，夏修恕也，[30]「道」則其官稱，時任廣東督糧道也。《弟子記》道光五年八月條，阮福云：
是月，輯刻《皇清經解》。此書編輯者為錢塘嚴厚民先生杰，監刻者為吳石華學博，校對者為學海堂諸生。福在署總理收發書籍出入、催督刻工諸事。[31]
其監刻者吳石華，即此札所言吳蘭修也，時任學海堂學長。[32]《弟子記》道光六年六月條云：
是時編輯《皇清經解》將一載，已得成書千卷。今欲赴滇，大人將書交付糧道夏公修恕接辦；至編輯者，仍嚴厚民先生也。[33]
又道光九年條載：
十二月，粵東將刻成《皇清經解》寄到滇南。福案：是書大人於道光五年在粵編輯開雕。六年夏，移節來滇，迺屬糧道夏觀察修恕接理其事，嚴厚民先生杰總司編集。[34]
此札言「夏升去即無人可出力，巧巧刻完即升」，明此札必撰於道光九年秋《經解》刻成以後。[35]檢《清代職官年表》，夏修恕道光十年四月由廣東督糧道陞湖南按察使，[36]則此札應撰於道光十年四月以後。另考《揅經室續集》卷三有阮元道光十年閏四月〈與學海堂吳學博蘭修書〉，正囑渠於學海堂編刻《古韻廿一部》事：
高郵王懷祖先生，精研六書音韻，欲著古音一書，因段氏成書，遂即輟筆（原注：余三十年前即聞此論）。然其分廿一部，甄極《詩》、《騷》，剖析豪芒，不但密于段氏，更有密于陸氏（森按：指陸法言）者。予屢欲并《廣韻》而以古音分部，使便於擬漢以上文章辭賦者取用之，迄未暇為之計。學海堂中，年兄深揅古音，曷就段氏精審之，而進以王氏之學，定為《古韻廿一部》，以群經、《楚辭》為之根柢，為之圍範，庶無隔部臆用之謬乎！……年兄試再與堂中林、曾、楊諸子商榷寫定（原注：即如廿一部至質須在各韻中將各字提摘而出，而刪去彼韻之字），即可在堂中刊板成帙，不過數萬大字，即可嘉惠學古之士。予雖老，亦樂得觀之。[37]
據此信，知《古韻廿一部》者，蓋參酌段玉裁《六書音均表》，並依王念孫所分二十一部，歸併《廣韻》之字，「使便於擬漢以上文章辭賦者取用之」，「庶無隔部臆用之謬」。是《古韻廿一部》本無成稿，故阮元囑吳蘭修就《廣韻》歸併之，並與學海堂學長林伯桐、曾釗諸君商榷寫定，即於堂中刻之。然則王國維以此札所言《古韻廿一部》，謂即王念孫《說文諧聲譜》，其誤可知矣。靜安又言：王氏「以定稿寄阮文達公於廣東。……此書文達在粵東時擬為刊行，未幾去粵，而稿本尚留學海堂。文達於嘉慶乙丑由雲南致文簡札云：『《古韻廿一部》刻字之事，若元在粵，十日即成』云云」，[38]此懸揣無據，非其實也。王氏未考阮集〈與吳蘭修書〉，致有此誤。
今繹阮札「《古韻廿一部》刻字之事，若元在粵，十日即成，而至今杳然。吳蘭修辦事有名疲緩」云云，蓋渠屬吳蘭修編排，久而無成，故阮元別為之計，因勸王引之讀禮之暇，「送一教館之人令其排寫」，書稿成後，即於揚州付刻。下文第七札亦言及此事，合二書考之，則此札所言「年兄大人此時居鄉無事」者，當是道光十二年正月王念孫卒後，王引之居鄉守制時也，此札應作於道光十三年（參下第七書考證）。王國維、劉盼遂誤為嘉慶十年王引之居母喪時，前後相去將三十年，可謂失之遠矣。靜安先生為學向極矜慎，不知何以有此誤？而劉盼遂既為王氏父子譜其行實，乃其年月乖牾如此，[39]更不可解。《箋釋》以此札為「希望王引之能協助他將《廣韻》付梓，並交待排寫的格式及內容」，[40]此眯目道黑白，益不足辨也。
末段「前說寫誌銘高姓」一段，羅氏原書誤次在第六札後。然其中言「舍下觀風巷宅子空著，如上郡城，頗可住得」；而第六札首云「接到兩次手書，知近來下榻敝居，讀禮刻石」云云，二者顯然牴啎，知非同一札。今考其事，此段應在第二札後，此節信箋，與第二札正同，與第六札異，亦其一證也。
與王伯申書三
前接手函并課卷，已照來單出榜，榜上并寫明會同學院云云矣。濟寧老大人處已將《文選》八十三條送到；又荐陳君（啟宗，乃注《春秋外傳》樹華之子）來覓館，一時無地，且延入署暫住矣。昨摺差回，接軍機水部童萼君書，云廿九日曾有一書與生，并文正師詩稿等件，[41]交年兄處摺差帶回。計此差十日到京，仍須七八日始能回到彰德。如此差由彰德回省，想已令其帶回；否則即加封包好，交與提調專差差人遞省，勿致遲舛為屬。以歲作科之例，已據禮部行文到豫，可以毋庸具奏矣。肅此，并候行祺，不具。伯申宮庶年兄學使，生阮元頓首。初七日大梁發。
森按：此札末記「初七日大梁發」，則是時阮元任官河南也。札言「濟寧老大人」者，指王念孫，時任山東運河道，[42]官署在濟寧也。其言「荐陳君（啟宗，乃注《春秋外傳》樹華之子）來覓館，一時無地，且延入署暫住」，賴君《箋釋》讀「乃注《春秋外傳》」為句，謂陳樹華之子「啟宗，阮元言其注《春秋外傳》」，[43]殊誤。按陳樹華字芳林，號冶泉，元和人，乾隆元年恩貢。歷官江西靖安縣丞、湖口知縣。以大吏保薦，授山西澤州府同知，因到任遲延，降補寧鄉知縣。有三子，啟宗其季也。段玉裁《經韵樓集》卷八〈陳芳林墓志銘〉言：
乾隆辛丑（四十六年），余自巫山引疾歸，南陔多暇，補理舊業。得盧召弓、金輔之、劉端臨諸君為友。盧、金二君為余言蘇州陳君芳林，以所著《春秋內外傳考正》五十一卷相示。余讀之，駭然以驚，曰：「詳矣，精矣！內、外傳乃有善本矣。」迻書其副藏於家，用以訂阮梁伯《十三經校刊記》。[44]
陳樹華著《春秋經傳集解考正》三十卷、《春秋外傳考正》二十一卷，兩書並以校勘精審稱，極為盧文弨、金榜、段玉裁等所推許，惜其書迄未付刻，有鈔本傳世，臺灣國家圖書館藏袁廷檮貞節堂鈔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盧文弨抱經堂鈔本，蘇州市圖書館藏魏氏績語堂鈔本，另臺北故宮博物院、復旦大學圖書館亦各藏鈔本。
劉盼遂《經韵樓文集補編》卷下，有嘉慶九年段氏與王念孫書，中云：
有陳芳林先生之子名啟宗，渠因失館出門，其人品行端方，亦翩翩書記。執事倘能教誨之，必能不負，芳林固亦先生之故人也。[45]
據此，則陳啟宗之謁王念孫，乃段玉裁所推薦也。王氏復薦之於阮元，使赴開封覓館。段玉裁另有與王念孫書一通，劉盼遂《段集補編》失收，札中言：
陳兄啟宗以鄙札奉謁，中有「棘人」字，[46]彼于裁服未闋時取有拙札，遲之又久而後行，乃又取札。不用後札而用前札，殊憒憒也。先生念舊，廣為推轂，甚善。[47]
余考此信為段氏嘉慶十三年夏所撰。[48]據《雷塘庵主弟子記》，阮元嘉慶十二年十月服闋入都，署戶部右侍郎。十一月十五日，奉命赴河南審辦勒休知府熊之書控案，尋補兵部右侍郎；十二月二十二日，授浙江巡撫，暫署河南巡撫事。翌年三月初三日，豫撫清安泰到任，乃啟程赴浙，二十八日抵杭州接印。[49]則此札必阮氏署理河南巡撫時，即嘉慶十三年一、二月間所撰也，[50]與上引段氏嘉慶十三年夏與王念孫書正相前後。復按王壽同等〈伯申府君行狀〉，王引之於嘉慶十二年服闋入都，補原官（右春坊右庶子），八月簡放河南學*，在官三年。是阮元署河南巡撫時，王引之同在河南，〈行述〉言：「豫省民風淳厚，學問稍乏根柢，府君謀於中丞阮芸臺先生，捐廉購《十三經注疏》百餘部，分置各屬學宮，俾諸生鈔讀。」[51]即此時也。此札札首言「會同學院」出榜云云，可見二人公私相得也。
阮元於嘉慶十年、十一年間，曾薈聚諸家校本參訂《李善注文選》，所集有馮竇伯據晉府諸本參校者，又陸敕先據錢遵王宋本校者，及顧千里校宋淳熙尤袤刊本。[52]此札言「濟寧老大人處已將《文選》八十三條送到」，蓋阮元擬為《文選校勘記》，因向王念孫索其舊所校訂者。嘉慶十四年，顧千里為胡克家校刻宋尤袤本《文選》，另撰校勘記《文選考異》十卷，附刻其後，故阮元校本後未付刻。《揅經室三集》卷四〈南宋淳熙貴池尤氏本文選序〉云：「元既構文選樓于家廟旁，繼得此冊藏之樓中，別為《校勘記》，以貽學者。」又阮亨《瀛舟筆談》卷七云：「兄舊嘗校《文選》之誤若干條，又集高郵王氏等所校若干條，皆甚精確。戊辰（嘉慶十三年）又得南宋尤袤本《文選李善注》，屬〔嚴〕厚民校訂，厚民多所校正。時胡果泉先生（克家）亦別得尤袤本，屬顧千里校刻，甚為精核。兄與厚民所校，與顧校亦互有詳略也。」[53]此其事始末也。檢《讀書雜志》卷末〈餘編下〉有王念孫考訂《文選》譌誤者一百十五條（其中八條為王引之之說），蓋此札所言八十三條外，其後復有增益也。
另，札中言「文正師詩稿」，即朱珪之詩也，阮元〈知足齋詩集後序〉云：
元奉命巡撫浙江，師嘗以詩寄示。爰請於師，得授全集，將刊之於板，師復命元選訂之。元乃與及門陳編修壽祺等共商，刪存以癸亥年（嘉慶八年）以前，編為二十四卷。[54]
《弟子記》嘉慶八年二月條記：「刻朱文正公《知足齋集》」；[55]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此集原刊本，題「嘉慶十年刊」，蓋其時所刻者至癸亥以前。此札言「文正師詩稿等件，交年兄處摺差帶回」，按朱珪卒於嘉慶十一年十二月五日，年七十六，謚文正，[56]蓋此所言「詩稿」，為嘉慶八年以後續作也。阮元〈杭州靈隱書藏記〉言：「嘉慶十四年，杭州刻朱文正公、翁覃溪先生、法時帆先生諸集將成」云云，[57]則補刻《知足齋集》全稿，翌年乃成也。
與王伯申書四
承示經訓數十條，皆細閱過，條條精確不磨，銳見卓識，不勝贊歎，必如此乃真能讀經也。所詮釋虛字十餘條，尤為精美，得未曾有！元嘗謂今人實事求是固多，而于虛文等處，轉未能細意體認。昔嘗有意作《詞氣釋例》一書，凡經典中用詞氣體例，逐一解釋本訓；又以經典中嚮來注、疏之誤會者附于下，如之、乎、也、者一概全載，首以《說文》、《爾雅》，以及子史中可證者亦旁通之（如「焉」字，即將「焉始乘舟」等注于下；「而」、「如」相通，亦將各處「而」、「如」互誤者附于下）。呂氏《東萊博議》卷末曾有解釋虛字文意一卷，惜乎太淺陋。今用此例為之，以為讀經者之助，亦甚妙也。
元此刻心亂如蓬，不能執筆，即為之，亦不及弟之精博。據鄙意，何不將「逢，大也」諸條刪去，別入他稿，專將詞氣注成一帙乎？詞氣，古人最先者發聲，〈堯典〉中「都、俞」可證，《爾雅》中「爰、粵、于」諸詞是也。至于轉聲、收聲，後世乃多有之，不甚古也，故「也」、「焉」等皆假借字；而「曰」、「于」等皆本字也。匆匆具覆。引之仁弟足下，元頓首。
森按：此札論纂輯古書虛字事，札中無實事可考，莫能詳其年月也。考阮元《定香亭筆談》卷四其一條云：
虞、夏、商古籍，詞氣簡少，至周始有「也」、「矣」等字。然「也」字始見于《毛詩》「其後也悔」，猶為轉聲；及中葉，始為句末收聲。故凡詞氣中，有發聲，有轉聲，有收聲，經傳子史體例非一，且有誤讀實字為虛字、虛字為實字者。《說文》中如「粵、乎、爰、乃」等為本字，「也、焉、雖、然」等為借字，當博采經傳而疏證之。故元欲仿《東萊博議》卷末之例，作《釋詞》一書，惜未暇成也。[58]
其言擬作《釋詞》一書，即此札所言「昔嘗有意作《詞氣釋例》一書」也。王引之《經傳釋詞》卷首〈自序〉言：
引之自庚戌歲（按乾隆五十五年）入都，侍大人質問經義，始取《尚書》廿八篇紬繹之。而見其詞之發句、助句者，昔人以實義釋之，往往詰為病；竊嘗私為之說，而未敢定也。及聞大人論《毛詩》「終風且暴」、《禮記》「此若義也」諸條，發明意恉，渙若冰釋，益復得所遵循，奉為稽式。乃遂引而伸之，以盡其義類。[59]
此〈序〉末繫嘉慶三年二月，蓋其初治經傳虛詞即在此前後也。[60]《昭代經師手簡》二編有嘉慶三年三月望日焦循〈與王伯申書〉，中云：
阮閣學嘗為循述石臞先生解「終風且暴」為「既風且暴」，與「終寠且貧」之文法相為融貫，說經若此，頓使數千年淤塞，一旦決為通渠。後又讀尊作《釋辭》，四通九達，迥非貌為古學者可比。[61]
據此，知嘉慶三年春王引之已將釋虛字之條編為《釋辭》一稿，則阮元此札必撰於嘉慶三年以前無疑。此札言「據鄙意，何不將『逢，大也』諸條刪去，別入他稿，專將詞氣注成一帙乎？」所云「逢，大也」之說，見《尚書述聞》「子孫其逢」條。[62]《經義述聞》初刻本刊於嘉慶二年春，蓋其書付刻前，王引之曾錄其父子之說數十事，就正於阮元，阮氏因勸渠將「逢，大也」、「終風」等釋虛詞者各條抽出，異時另成一書。由此繹之，此札應撰於嘉慶二年春《述聞》初刻本付刻之前，則撰於嘉慶元年前後也。阮元《經傳釋詞?序》云：
高郵王氏喬梓，貫通經訓，兼及詞氣，昔聆其「終風」諸說，每為解頤。乃勸伯申勒成一書，今二十年，伯申侍郎始刻成《釋詞》十卷。[63]
所謂「乃勸伯申勒成一書」者，即此札所云「專將詞氣注成一帙」也。阮〈序〉作於嘉慶二十四年小寒日，其言「今二十年」者，蓋舉其成數約略之言耳。
與王伯申書五
前接手函，欣悉近祉安和，著述日富。昨過濰縣，晤莊葆誠，得讀《尚書》數條，極為精核。閱來函，中言體中欠豫，此正宜留意。吾弟賦質似弱，而治經又太銳，尚宜靜思息動以攝養之，至屬至屬。[64]春間曾將吳中珩《廣雅》本寄上，未知曾收到否？曾校畢否？念念。
元近作《爾雅名義考》、《毛詩補箋》二種，卷帙尚少，秋間可有規模。又作〈釋且〉文一篇，內有一條言「且」與「祖」同義，同訓為「始」，凡經傳中言「既○且○」者，皆「終而又始」之義。如此似可為老伯「終風」、「終寠」、「終溫」加證，未知是否？刻考事已畢旋省，日日在大明湖水木明瑟軒中坐臥，尚饒清趣。武虛谷及杭州朱朗齋，現已延致修纂《山左金石志》，此書若成，頗有可觀。草此奉佈，並候近安，不具。伯申仁弟足下，阮元頓首。
森按：此札言「刻考事已畢旋省，日日在大明湖水木明瑟軒中坐臥」，《箋釋》讀「日日在大明湖」句，又「水木明瑟」四字為句，解為形容林木山泉之佳美勝景，不知其為軒名也。阮元《小滄浪筆談》卷一云：
小滄浪者，歷下明湖西北隅別業，即杜子美所言北渚也。魚鳥沈浮，水木明瑟，白蓮彌望，青山嚮人，至此者渺然有江湖之思。別業為鹽運使阿雨牎（林保）所築，雨牎移任天津，方伯江滋伯（蘭）領之；方伯移任雲南，余乃領之。與學署相距一湖，少暇即放舟來，讀書于此。或避暑竟日，或坐月終夜，筆牀茶竈，夷猶其間。
又言：
「水木明瑟」四字，見《水經注?濼水》下，足以盡明湖之妙。如上沙陸氏水木明瑟園，乃借用也，故予題小滄浪軒額曰「水木明瑟」。[65]
阮氏有〈水木明瑟軒即事〉詩寫其佳勝。[66]然則此札當為阮氏提督山東學*時所撰也。按《弟子記》，阮元於乾隆五十八年七月二十三日赴山東學*任，六十年八月二十四日調浙江學*，[67]在山左僅兩年。另據阮氏《山左金石志?序》云：
五十九年，畢秋帆先生奉命巡撫山東。先是，先生撫陝西、河南時，曾修《關中》、《中州》金石二志。元欲以山左之志屬之先生，先生曰：「吾老矣，且*繁，精力不及此，願學使者為之也。」元曰：「諾。」先生遂檢《關中》、《中州》二志付元，且為商定條例暨搜訪諸事。元于學署池上署「積古齋」，列志乘圖籍，案而求之，得諸拓本千三百餘件，較之《關中》、《中州》多至三倍，實為始修書之舉。[68]
畢沅乾隆五十九年冬調山東巡撫，《弟子記》載阮元始修《山左金石志》在五十九年十二月。[69]而此札言「武虛谷及杭州朱朗齋，現已延致修纂《山左金石志》」，按朱文藻《益都金石記?序》云：
乙卯仲夏，余與益都段赤亭（松苓）先生同受山東學使阮宮詹芸臺先生之聘，輯《山左金石志》於濟南試院之四照樓下，聯榻於積古齋中，共晨夕者凡四閱月。[70]
則朱文藻乾隆六十年五月入阮元山東學*幕修書。札又言：「近作《爾雅名義考》、《毛詩補箋》二種，卷帙尚少，秋間可有規模」，則此札乾隆六十年夏所撰審矣。札言「刻考事已畢旋省」，《弟子記》載四月杪試畢回省，[71]則此札六十年五月所撰，[72]此亦一證也。札中言「春間曾將吳中珩《廣雅》本寄上」（參下第九書）、「秋間可有規模」，時間正合。
札首言：「昨過濰縣，晤莊葆誠」，即莊述祖，字葆琛，時任山東濰縣令也，[73]研精《尚書》，著《尚書今古文考證》七卷。其言「近作《爾雅名義考》、《毛詩補箋》二種」，此二書未見傳本。按阮元乾隆五十九年七月〈與王竹所書〉云：「元裒成《山左金石志》，已得一千餘件；自著《毛詩補箋》，略有梗概。如文駕來省，當出以商定。」[74]則《補箋》五十九年秋略已具稿。另據臧庸《拜經日記》卷六云：
內閣學士阮伯元補箋《毛詩》，督學山左時節錄下問，郵寄至楚。來書自言「語多武斷，質之同志，不以為謬，則當編錄付梓」。[75]
阮元寄臧庸書，撰於六十年秋阮元調任浙江學*之前，[76]其時《補箋》略已成稿，臧君並為參訂若干事。[77]《爾雅名義考》一種，似未成書。《揅經室一集》卷一〈釋心〉、〈釋鮮〉、〈釋磬〉、〈釋蓋〉、〈釋黻〉、〈釋矢〉、〈釋門〉、〈釋釋訓〉諸篇，蓋其遺也。札中所言〈釋且〉一篇，亦見《揅經室一集》卷一。
與王伯申書六
接到兩次手書，知近來下榻敝居，讀禮刻石，體中安善為慰。葬地在天長、六合之間，想在冶山、棠山一帶，必有佳城。昔生看地至冶山，冶山山口南嶂開下，明明一脈至上陳庄，不必言佳城，即山水環抱，亦頗可樂，因買其庄。此處曾到過否？拙集蒙看出多少錯字，希隨時語舍弟改之。
本朝戴氏等發明漢學固透矣，而自晉、宋以來蒙錮之疾，尚未說明。此事在魏收〈志〉及《十八賢行狀》狀內明明有其來路，大端皆道安、慧遠之所為。即如慧遠《毛詩》，精博之至，陸德明〈敘錄〉不避其為方外人而特著之，是道安、慧遠皆博精《詩》、《禮》，深明《倉》、《雅》之儒。試問《華嚴一切經音義》中所解釋之字，[78]半在《詩》、《禮》、《倉》、《雅》，此豈西域番僧之所知耶？生若有暇，尚欲在《毛詩釋文》內尋出慧遠師之說，[79]再在佛經《音義》內證之，如有相近相合者，則是真是儒者造佛經之確據矣。
今年會榜殊不慊意，策題索性不撰，不過一空而已。會元乃生所定，知其人甚靜細，[80]京中公論亦以為此元乃近科所無，特惜其人兩耳全聾，雖分部而無志于為官，為可惜耳。潘仕成已中而斥去，乃禮部之所斥，遂為戶部之所首舉。生到滇，[81]不病為幸；而又辦地震之災，殊為慘懼。肅此奉復，并候孝履，不具。伯申大宗伯年兄，生期阮元頓首。八月廿六。[82]
森按：札言「生到滇，不病為幸」云云，則此札在雲南撰也。阮元由兩廣總督調任雲貴總督在道光六年六月，九月十三日接印；迄十五年三月擢體仁閣大學士，六月八日交印，北上入京，前後在滇者九年。[83]其間，道光八年、十三年曾兩度進京。十三年三月初一日入覲，旋奉命充癸巳科會試副總裁。[84]據此札「今年會榜殊不慊意」、「會元乃生所定」云云諸語，則此札當撰於道光十三年可知。其會元，據《弟子記》所載此科中式名錄，似為許楣。[85]《清史稿》卷三六四阮氏本傳云：
道光十三年，由雲南入覲，特命典試，時稱異數。與大學士曹振鏞共事，意不合，元歉然以前次得人之盛不可復繼。[86]
曹振鏞，《清史稿》卷三六三有傳，史稱：
振鏞歷事三朝，凡為學*者三，典鄉、會試者各四。衡文惟遵功令，不取淹博才華之士。殿廷御試，必預校閱，嚴於疵累忌諱，遂成風氣。[87]
曹氏為癸巳科總裁，其「衡文惟遵功令，不取淹博才華之士」，與阮元專「以經義求士」者，[88]意趣自不相投，故札言「今年會榜殊不慊意」，深歎未能如己未（嘉慶四年）科得人之盛也。[89]
四月十日，榜發出闈。阮元回宅，聞夫人孔氏（名璐華，孔子七十三代長孫女）死訊，又悉長子阮長生於三月二十七日病故，一時兩喪，傷慟不可名狀。奉諭仍回雲貴總督任，《弟子記》載：「四月二十二日出京，時長途盛暑，大人神傷貌瘁。……六月二十八日，……入滇。」[90]此札言「生到滇，不病為幸」者指此。《弟子記》另載是年「七月二十二日地震，自省城，南至臨安、開化十數州縣同時被災，壓斃男婦大小口數千人，房屋坍損數萬間」。札中所言「又辦地震之災」者是。然則此信撰於道光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審矣。[91]
王引之道光十二年正月父喪，乃父遺命卜葬江蘇六合縣之北郊。[92]據此札，知迄翌年秋間猶未葬也。按王引之之孫恩錫等撰〈子蘭（壽同）府君行狀〉，云：「壬辰（道光十二年）春，曾王父棄養，府君隨大父扶柩旋里。將營兆域，府君以大父年且七旬，不任勞苦，因而究心於地理諸書，周歷相度，無間寒暑。年餘，得地於六合郊外之東王廟。至立向，諸堪輿互爭不決，府君虔卜得吉兆，向遂定，而大父之憂始釋。」[93]蓋因宅兆久而未決故爾。王引之撰〈高郵湖西王氏先塋記〉，云：「考石臞公墳，在六合東北鄉東嶽廟鎮南癸山，丁向。」[94]據阮元撰王念孫〈墓誌〉云：「道光十三年十二月庚子日，奉公柩葬于六合縣東北鄉東原王廟鎮之南原。」[95]是歷時近兩年乃葬也。其寫墓誌之高氏，《定香亭筆談》卷一云：「仁和高爽泉塏，工書，楷法絕似虞永興〈夫子廟堂碑〉。」高氏能詩，阮元錄其〈梅莊餞別徐惕庵太守〉、〈春草〉二首，並極清麗。[96]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四二有黃安濤撰〈傳〉，云：「君書行草無不工，尤精小楷，大概樹骨於率更、河南，而取姿於吳興。」又言：「四方載金幣乞書者踵門麕至，必饜其意以去。今大江南北，寺觀、祠墓、園林、碑版，不下數百處，咸以為我浙乾嘉以來梁山舟後一人而已。」[97]
至阮氏擬於「《毛詩釋文》內尋出慧遠師之說，再在佛經音義內證之」，以求「儒者造佛經之確據」云云，此其妄臆耳。按《釋文?敘錄》詩類但言：「宋徵士雁門周續之（本注：字道祖，及雷次宗俱事廬山惠遠法師）、豫章雷次宗、齊沛國劉瓛並為《詩序義》。」又《儀禮》類言雷次宗、周續之並注〈喪服〉耳，[98]不言慧遠曾注解《毛詩》，阮元乃「欲在《毛詩釋文》內尋出慧遠師之說」，豈非刻舟求劍？欲由此進而求佛經為儒者所造之確據，鑿空尤甚。阮氏〈孟子論仁論〉亦言及此：
佛經大指，具見《漢四十二章遺教》等經，不過如此，無大玄妙。自晉常山衛道安以彌天俊辯之高才，獨坐靜室十二年，構精神悟，始謂舊經為舛，此以晉人玄學入釋學之始。蓋舊經本非舛，然必以為舛，方能以玄學羼入變易之也。故蓮社魏道生曰：「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滯權文，解通圓義，若忘筌得魚，始可言道矣。舊學僧徒，以為背經。」據此，可見晉宋人以老、莊玄學改增佛說之實據，舊學僧徒拙守本經者，見其相背矣。道安既與佛圖澄合，互相標榜，符會如一；復令玄宗流布，分遣弟子四出。道安與慧遠入襄陽；慧遠又入廬山，與雷次宗、周續之、宗炳等合。雷次宗、周續之、宗炳與賈慧遠本皆通儒才士。慧遠少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博綜六經，尤善《莊》、《老》，從釋道安受業。周續之少從范寧通經，窮研《老》、《易》，預蓮社。宗炳富於學識，尤精玄理，入蓮社。雷次宗博學，明《詩》、《禮》，入蓮社。（原注：以上見《宋書》、《北魏書》及《蓮社高賢傳》，此《傳》宋以前名《蓮社十八賢行狀》。）周續之、雷次宗又同受《詩》義於慧遠法師（原注：見陸德明《毛詩音義》），謝靈運亦慧業文人。故晉宋以後，西僧如佛圖澄、鳩摩羅什等，多以神驗見異於世。至於翻經著論，非藉名儒文人之筆不能，踵事變本，引人喜入彼道如此。此以玄學入釋學而昧所從來之蹤跡也。……故由儒而玄，由玄而釋，其樞紐總在道安、慧遠之間。由釋而禪，其樞紐又在達摩、慧能之間。後儒不溯而察之，所以象山、陽明、白沙受蓮社、少林之紿而不悟矣。[99]
此阮元討論儒、釋交涉之定論也，可補此札未備之義，今錄之以並觀焉。
與王伯申書七
冬半接京中來書，知〈墓銘〉已收到，冬間想已到家鄉矣。頃接粵中曾釗書，知《廿一部古韻》已上板，冬初前有等語，[]然則前書欲在揚另刻者不必矣。曾公書內又云：如「風」、「芃」等字亦須提出，究不知其所提者若干字也。此致，并候素履，不一。生阮元頓首。
森按：此札言「頃接粵中曾釗書，知《廿一部古韻》已上板。……然則前書欲在揚另刻者不必矣」。所謂「在揚另刻者」，即第二書囑王引之在揚州「送一教館之人，令其排寫」，成稿後，即交阮家文選樓刻印者。然則此札當撰於第二書之後，理固甚明。復據「冬半接京中來書，知〈墓銘〉已收到」之語，與下第八書合考之，則此札應撰於道光十三年季冬。蓋是年夏秋間王引之曾由揚返京，故札首言「冬半接京中來書」，又言「冬間想已到家鄉矣」。其京中寄阮元書，則仲冬始寄到滇也。所言「墓銘」，指阮元所撰〈王石臞先生墓誌銘〉，見《揅經室續集》卷二之下；[]下第八書亦言及墓銘事，《箋釋》兩處均未能指實其事，不免疏陋。今據此札推之，知阮元〈王石臞墓誌〉當撰於是年秋，劉盼遂《高郵王氏父子年譜》繫於十二年者，[]誤也。如其說，則與第八書言「近年傷逝」之語不合（詳下），此其一。其次，《弟子記》載十二年九月，阮元奏請入京覲見；十二月，奉硃批：「著來京陛見」，即於十六日交印，起程北上。[]此札並無一語言及上京陛見事，其非撰於十二年季冬可知，則〈墓銘〉亦不撰於十二年決矣。札言「冬間想已到家鄉」者，按王念孫於道光十三年十二月庚子下葬，知王氏由京返鄉正為乃翁葬事也。
今合第二、第七兩書繹之，知阮元擬刻《古韻廿一部》，屬吳蘭修在粵辦之，久而無成，阮元因勸王引之在揚州另覓人排寫，書稿成後，即交其家文選樓刻之。實則其書所以久而無成者，蓋《廣韻》分韻，乃參酌魏晉六朝韻書，綜合古今、南北之音變，故其部居與古聲韻原多歧互。而王念孫之考古韻，壹以群經、《楚辭》用韻及《說文》形聲偏旁為依據，原不以唐宋韻書為旨歸，阮元並此而不知，蓋渠於古音學所涉未深。今欲割裂歸併《廣韻》二百六韻為廿一部，其間離合歸屬，要非如阮元所設想者，送一教館之人即可輕易為之。王國維對阮元此舉極不以為然，譏為「後世一笑柄」，並斥阮氏欲「令一教館之人排寫，此事亦談何容易」、「此書粵中刻成與否雖不可知，即令刻成，乃任不知此學之人，將表中諸字任意出入，不如不刻之為愈」。[]阮元此札謂曾釗來書，言《古韻廿一部》粵中已上板，故前擬在揚屬人排寫另刻者可不必矣。據下文「曾公書內又云，如『風』、『芃』等字亦須提出，究不知其所提者若干字」。蓋粵中之本後由曾釗排寫，而冬部「風」字與侵部「芃」字古韻同部，特不知其於二韻分併離合「所提者若干字」也。
曾釗，字勉士，一字敏修，廣東南海人。道光五年拔貢，官合浦縣教諭，調欽州學正。阮元督粵時，設學海堂，以古學造士，特命曾釗為學長。著有《周易虞氏義箋》七卷、《詩說》二卷、《詩毛鄭異同辨》二卷、《周禮注疏小箋》四卷、《面城樓集》十卷等。《清史稿》卷四八二、《清史列傳》卷六十九有傳。[]
曾釗來書謂《古韻廿一部》已上板，似其書刊成不遠矣。惟按曾氏《面城樓集鈔》卷四〈上阮雲臺相國書〉，述及此事：
秋仲李孝廉能定自京師還，奉到頒發江君韻書、王氏《二十一部韻表》，並擲回《二十一部韻》稿本，訓誨諄諄，不勝感佩。釗竊以為韻出於聲，聲著於字之偏旁，十而七八；其餘象形、指事諸文，雖非諧聲，而皆以聲載義，故即義可以尋聲之部分。第今世所傳之《廣韻》凡四刻，明中涓本、曹楝亭國朝刻本皆未見；顧寧人本與澤存堂本雖注有詳簡之分，而其韻字大略相同，往往疑澤存堂本譌者，檢顧本復如是。偏旁既誤，韻無所歸，不得不推原《說文》，以求其形聲之本；《說文》無者，又不得不旁徵《玉篇》、《集韻》，以求其沿譌之故。即如寢韻之「」，為「朕」古文，甚不可解。觀《集韻》而後知為「」之譌；據《款識》而後知「灷」即「」之異文，「朕」、「螣」等字入蒸部。……凡此，皆以定字之偏旁，即以定字之聲韻，故旁涉《玉篇》、《集韻》，不以為繁也。[]
觀其所述，則知此事牽涉文字偏旁考訂及聲韻流變，非若阮氏原初設想「送一教館之人，令其排寫」之易易也。阮元夸夸其談，自謂「若元在粵，十日可成」，揆其初意，其書僅為俗學擬漢晉文章辭賦而設，故稍事歸併，即可成書。而曾氏乃務詳辨析，欲考明音變原委，而今本《廣韻》文字多譌誤，故不得不旁徵《篇》、《韻》諸書，以求偏旁沿譌之故；再依字之體以定其聲，審其韻部之所從屬。若此，其書固難期速成，斯與阮元當日急於成書之用意相去絕遠。曾釗此信未具年月，然由其札稱「相國」及「自京師還」之語，當係道光十五年八月阮元由雲貴總督卸任，返京供職以後之事也。其時王引之已前卒，[`07]阮元亦年逾古稀，刻書之事意興已減，故曾釗《二十一部古韻》雖已編排成稿，阮元閱後仍歸還之。其書迄未付刻，原書二卷，稿本現藏廣東省中山圖書館，惜下卷已佚。[]是阮氏縈懷數年之《古韻廿一部》，終未刻成。抑余復為其書未能早刻為幸，庶免貽後人之譏。[]
與王伯申書八
前接手函，具知近況，〈墓誌〉亦已收到。生近年傷逝，心境殊劣，因思古人絲竹之說，殊為不確之事。公餘仍以遊園、把卷，自遣哀情耳。《說文》「有」字之說，前接大意，誠為要論。今另又敘成一則，抄以奉覽，以為何如？亦欲年兄知生用心于此等事，尚不過昏憒耳。家鄉後進不知尚有可談者否？肅此奉致，並候孝履，不既。伯申尚書年兄，生阮元頓首。
有，《說文》：「日有食之，不宜有也。」此乃直是反話，于心久有不安。竊疑《說文》此處不能明晰，當曰：「有，从月又，又亦聲。月食也，《詩》曰：『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春秋》曰：『日有食之』，不宜有也。」如此似于心為安，未知是否？希商訂之。
段氏言：「《春秋》言『有』，皆不宜有。」此似不然，「有蜚」等誠不宜有，「有年」豈亦不宜耶？況〈虞書〉言「有」者，皆對「無」為言，「有鰥」、「有德」、「有能奮庸」、「懋遷有無」，豈皆不宜耶？「有」字乃倉頡造于〈虞書〉之前，「不宜有」之訓自是後起。
森按：此札云「前接手函，具知近況，〈墓銘〉亦已收到」，與第七書所言，正同一事，知二信正相前後，俱道光十三年季冬所撰也。前一札專為告知《古韻廿一部》粵中聞已上板事，此則與王引之討論《說文》「有」字也。
札言「生近年傷逝，心境殊劣」者，按《弟子記》，道光十二年二月，阮元側室唐氏病卒於雲南督署，年四十五。同年十二月十六日，阮元由滇赴京，而二十八日夫人孔氏病卒滇署，時阮元尚在赴京道上，未即得耗。翌年三月二十七日，長子阮長生復卒於保定直隸清河道署。四月十日，阮元禮闈撤棘後，聞兩喪，慟悼倍至。即於四月二十二日出京，過保定，哭住一日，料理柩眷回揚州事。六月杪返滇，七月二十二日雲南大地震，死者數千口。[]蓋此一二年間，迭遭變故，其「心境殊劣」，固可想見。
至論《說文》「有」字之說，札言「前接大意，誠為要論，今另又敘成一則」，知斯說此前曾與王引之商討及之。按《說文》月部原作：「有，不宜有也。《春秋傳》曰：『日月有食之。』从月，又聲。」[]阮元則以「月食」為「有」字本義，故引《詩?十月之交》之文證之；而《春秋》但言「日有食之」，不書月食，阮元因刪去許君引《春秋傳》文「傳」、「月」兩字，[]並改許君說解「不宜有也」，以為《說文》別義。此恣意增改許書舊文，以就己說，未免鹵莽。檢《揅經室續集》增訂本卷一有〈日有食之不宜有解〉一文，即申此義，惟彼文則仍許君舊文，不復妄增引《詩》之文及校刪「月」字矣。其說略云：
「有」所以从月者，月食也，「月食」為本義；有無之「有」乃假借字。……「不宜有日食」之說，或亦是先儒之故說，但此似說《詩》之義，而非說《春秋》之義。《詩?十月之交》云云，此詩「日有食之」及《春秋》「日有食之」，兩「有」字祗當借訓為有無之「有」，無「月食」本義在內。……《詩》若曰：月食則尚為常有之事，日食則不臧，不宜有也。故凡說《詩》及《春秋》「日有食之」，皆當先從《詩》此義以為「不宜有」，不可牽泥「月食」之本義也。《說文》不是衍「月」字，大約許氏尚引有古說而脫錯耳。[]
其說較此札所言者為圓融，蓋王引之亦不以其妄改許君舊文為然，文集所言，當參用王氏之說而改之。然阮元以「月食」為「有」字本義，說似新奇，然此說並無明文佐證，不過因「有」字从「月」懸揣之耳。至渠言「『有』字乃倉頡造于〈虞書〉之前，『不宜有』之訓自是後起」，實則「有」字晚出，近世出土卜辭、金文並以「又」字為之，「有」字非古，盡人而知，可不復論。至《說文》「不宜有」之訓，此漢人說《春秋》之義，非先民造字本義也。錢大昕《潛研堂答問》云：
漢儒說《春秋》，以為「有者，不宜有之辭」，如「有蜚」、「有蜮」、「有鸜鵒來巢」、「有星孛入於北斗」之類皆是。「日有食之」，月食之也，不言「月食」而言「有食之」者，扶陽抑陰之義，亦見其「不宜有」也。《說文》「有」从月，以月食日為「不宜有」，正與《春秋》義合。……竊意此文當云「《春秋傳》曰：日有食之，月食之」。後人妄有改竄，遂失其旨耳。[]
桂馥《說文義證》亦言：
「不宜有也」者，《春秋》莊十八年「秋有蜮」，《穀梁》云：「一有一亡曰有。」何休《公羊注》：「言『有』者，以『有』為異也。」桓三年「有年」，賈逵云：「桓惡而有年豐，異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朱新仲曰：「『有年』、『大有年』，桓、宣時也，『有』者不宜有，二公行不宜有此，皆貶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豈止此二三年豐熟哉？以是知二公不宜有此也。」《釋例》：「劉、賈、許（森按：劉歆、賈逵、許淑也）因『有年』、『大有年』之經；『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之傳以為經。諸言『有』，皆『不宜有』之辭也。」[]
許慎從賈逵受學，故本其說《春秋》義，為「有」字作解，二家闡發其義甚詳。阮元乃臆以「不宜有」之說，「似說《詩》之義，而非說《春秋》之義」，渠好自標新義，不知其不可通也。果爾，許君何不徑引《詩》文而引《春秋傳》？許君原文雖不可知，竹汀所改或近是也。
與王伯申書九
伯申大弟手啟：前曾有一函奉致，想已入覽。茲瀆者，在山東尋得吳中珩《廣雅》本，特為寄上老伯校正《廣雅》之用。元又鈔得一分，乞吾弟即用吳本代為一校，校畢存于尊處，俟桂未谷來京引見，將此二部統交彼帶回山東可也。草此，並候即安，不一。阮元頓首。
森按：札言「在山東尋得吳中珩《廣雅》本，特為寄上老伯校正《廣雅》之用」；而第五書云「春間曾將吳中珩《廣雅》本寄上，未知曾收到否？」二札正相前後，此札在前也。以彼札年月證之，則此札應為乾隆六十年春所撰，時阮元正官山東學*也。
吳中珩本《廣雅》，即明吳琯《古今逸史》本。[]按此本世多有之，非罕覯之本，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五載盧文弨《廣雅》校本，題款云「乾隆丙子正月，盧文弨以吳琯本校」；[]段玉裁跋劉台拱所校皇甫錄本《廣雅》，云：「劉端臨以此本見借，凡與吳琯及他本異者，以朱圈之。」[]皆是也。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一吳中珩本，卷首有「高郵王氏藏書印」白文方印，中有王念孫朱、墨兩色批校之語，朱筆校語云「皇甫作某」者，蓋以皇甫錄本參校也。據此，則吳中珩本《廣雅》，王氏固自有藏本。見存《廣雅》諸刻，陳景雲、黃丕烈等並以皇甫本為最善；[]王念孫則以畢效欽刻《五雅》本為尤愈也。王氏《廣雅疏證?序》云：「《廣雅》諸刻本，以明畢效欽本為最善，凡諸本皆誤而畢本未誤者，不在補正之列。」[]則王氏《疏證》以畢刻為底本。蓋吳刻並非善本，故《疏證》不復論其是非。
三、結 語
綜上所考，其可得而言者凡若干事：
一、《昭代經師手簡》二編所收阮元〈與王伯申書〉九通，並未依書寫年代排次先後，今考第一書應撰於嘉慶十年歲杪；第二書撰於道光十三年；第三書撰於嘉慶十三年一、二月間；第四書蓋作於嘉慶元年前後；第五書撰於乾隆六十年五月；第六書撰於道光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第七書撰於道光十三年季冬；第八書亦道光十三年冬所撰；第九書則撰於乾隆六十年春。閔爾昌《高郵王氏父子年譜》、賴貴三《昭代經師手簡箋釋》於諸札撰寫年月並缺；劉盼遂《高郵王氏父子年譜》間或及之，然各書繫年多誤。本文所考，宜可訂補諸家之闕譌也。
二、阮元擬刻《古韻廿一部》，王國維以為其事在嘉慶十年，又謂斯書即指王念孫《說文諧聲譜》。惟今考之，此二說俱非。靜安先生誤將第二書王引之道光十二年父喪丁憂，誤為嘉慶十年居母喪也，二者相差近三十年，故渠撰王念孫《韻譜》諸書敘錄，年月舛錯，事實多差啎也。
三、本文所考阮元、王引之二家行實，可據以訂正諸書違誤、拾補遺闕者不少。如劉文淇言：「嘉慶戊午（三年），儀徵相國注釋《曾子十篇》，刊於浙江使院。」實則此書初刻當在嘉慶十年。另由第三札可知：阮元嘉慶中曾屬門下士纂錄《文選校勘記》，因胡克家刊本及顧廣圻為胡氏代撰《文選考異》先出，阮書遂爾中輟，未厎於成；第五書考證阮元嘗著《毛詩補箋》等，此並近人討論阮元學術者鮮論及之。
四、阮元聰慧早達，揚歷中外，雖著作等身，然其書頗多出他人代工纂輯者。由此諸札，可知其在官日久，其學漸疏，第二札渠欲屬一教館之人，依《廣韻》排纂《古韻二十一部》；第六札擬於《毛詩音義》「尋出慧遠師之說，再在佛經《音義》內證之」，以尋「儒者造佛經」之據證；第八書論《說文》「有」字等，俱可見也。
二○○一年十月五日初稿。
二○○二年八月十五日寫定，壬午歲七夕也。
本文原收於《龍宇純先生七秩晉五壽慶論文集》，二○○二年，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另載於《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八輯，二○○五年，北京大學出版社。
注释
[1]段玉裁〈王懷祖廣雅注序〉，《經韵樓集》，嘉慶十九年刊本，卷八，頁3。
[2]焦循〈讀書三十二贊〉，《雕菰集》，道光四年，阮福校刊嶺南節署刊本，卷六，頁7。
[3]羅振玉輯《高郵王氏遺書》，民國十四年，上虞羅氏排印本；閔爾昌《高郵王氏父子年譜》，民國二十年，江都閔氏排印本；劉盼遂《高郵王氏父子年譜》，民國二十五年，北平：來薰閣書店《段王學五種》本。
[4]羅振玉輯《昭代經師手簡》，民國七年，上虞羅氏影印本。按此諸札原藏王氏後人王丹銘處，後歸于省吾雙劍誃。羅氏輯印此書始末，參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年，北京：東方出版社）第、、、、、、、、、、、、各函。
[5]賴貴三《昭代經師手簡箋釋》，年，臺北：里仁書局。下文引用，簡稱《箋釋》。
[6]阮元〈王石臞先生墓誌銘〉，《揅經室續集》，道光間阮氏文選樓刊本，卷二之下，頁3－4。按中華書局鄧經元點校本《揅經室集》缺此文。
[7]《箋釋》讀此文作「頃翻《經義述聞》『勿』、『慮』等訓」（頁），誤。按「勿慮」二字連讀，見今本《經義述聞》卷十一及卷三十一「無慮」條。
[8]張鑑等纂《阮元年譜》，年，北京：中華書局黃愛平點校本，頁63－64。按《雷塘庵主弟子記》八卷，阮元門人張鑑及阮元諸子常生、福、孔厚等所編；道光十八年以下，則柳興恩續編也。其書倣宋劉敞《公是先生弟子記》之名，實譜記阮元行實也。黃愛平點校本改題《阮元年譜》，今據此本，以其書坊間易見也。
[9]羅振玉輯《王氏六葉傳狀碑誌集》，《高郵王氏遺書》本，卷五，頁4。
[10]賴貴三《昭代經師手簡箋釋》，頁。
[11]葉德輝《郋園讀書志》卷二「《經義述聞》四冊不分卷」條，云：「高郵王文簡引之所著《經義述聞》一書，久為經神學海，然不知其竭一生之心力，凡數易稿而始寫定刊行。此其初次刻也，書分四冊，共四百十七葉，不分卷，不記葉號，孫星衍《祠堂書目》內編經部載之。」（民國十七年，長沙葉氏澹園排印本，卷二，頁30）孫殿起《販書偶記》卷三亦著錄。（年，北京：中華書局，頁65）
[12]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二、孫殿起《販書偶記》卷三著錄。葉德輝云：「嘉慶丙子（二十一年）刻于江西，有阮文達〈序〉者，分為二十八卷。」（同上注）按此說未確，二刻本凡十五卷，此葉氏記憶偶誤耳，同書卷二「《周秦名字解詁》」條（頁4）不誤。
[13]參拙作〈清代學術史叢考〉「《經義述聞》諸版」條，年，《大陸雜誌》87卷第3期，頁4－15。
[14]阮元〈論語一貫說〉，《揅經室一集》，道光間阮氏文選樓刊本，卷二，頁20－22。
[15]阮元《曾子注釋》，道光二十五年，阮氏揅經室刊本，卷二，頁1－2；又《揅經室一集》，卷二，頁16－17；又卷九，頁14；又卷十一，頁2。
[16]方東樹《漢學商兌》，道光十一年刊本，卷中之上，頁40－44。
[17]阮元〈釋郵表畷〉，《揅經室一集》，卷一，頁18。按《大戴禮記?曾子制言》：「言為文章，行為表綴於天下。」阮元《曾子注釋》云：「凡樹臬以著望曰表，復繫物於表曰綴，皆所以正疆土及人行立者。」（卷三，頁12）亦據此說作解。
[18]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年，北京：人民出版社，卷五，頁；楊向奎、李中清〈論郵表畷與街彈〉，收於《紀念顧頡剛學術論文集》，年，成都：巴蜀書社，頁－。
[19]阮元《曾子注釋》，卷首，頁10。
[20]阮亨編《瀛舟筆談》，嘉慶二十五年刊本，卷七，頁1。
[21]阮元《曾子注釋》，卷一，頁19。
[22]賴貴三《昭代經師手簡箋釋》，頁。
[23]阮元《揅經室二集》，卷八，頁2。又阮元為斌良撰〈抱沖齋詩集序〉，言：「嘉慶甲子，鐵冶亭師采輯長白諸公之詩，為《熙朝雅頌集》，命元刊刻於浙江，並撰跋語於後，洵藝林之盛事矣。」此文本集未收，見余〈阮元揅經室遺文輯存〉，年，《大陸雜誌》卷第3期，頁45。
[24]張鑑等纂《阮元年譜》，頁60。
[25]「封」字，賴君《箋釋》釋作「書」（頁），誤也。
[26]王國維《觀堂集林》，年，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本，卷八，頁32。
[27]劉盼遂《高郵王氏父子年譜》，頁20。
[28]張鑑等纂《阮元年譜》，頁，又頁。
[29]賴貴三《昭代經師手簡箋釋》，頁。
[30]夏修恕，字渾初，號森圃，江西新建人。嘉慶七年進士，歷官惠潮嘉兵備道，署肇羅道，補廣東督糧道。庚寅，擢湖南按察使，旋調山西；十二年，轉安徽按察使，因事罣吏議，降貴州思南府知府。同治《新建縣志》卷四十一有傳。
[31]張鑑等纂《阮元年譜》，頁－。
[32]吳蘭修，《清史列傳》卷七十二、阮元《疇人傳》卷五十一有傳。汪兆鏞纂《碑傳集三編》卷三十八〈吳蘭修傳〉云：蘭修，字石華，嘉應州人，嘉慶十三年舉人。道光元年，署番禺縣學訓導。四年，總督阮文達元建學海堂，與趙均董其役；堂成，舉為學長，兼粵秀書院監院；後補信宜縣學教諭。著有《南漢紀》五卷、《南漢地理志》一卷、《南漢金石志》二卷、《宋史地理志補正》等。擅算術，撰有《方程論》；尤善倚聲，論者許為嶺外白石翁、玉田生也。（《清代傳記叢刊》本，卷三十八，頁6）
[33]張鑑等纂《阮元年譜》，頁。
[34]同上注，頁。
[35]按《昭代經師手簡》二編，陳壽祺〈與王伯申第三書〉云：「儀徵夫子在嶺南編緝《皇清經解》，今秋刻竣，亦藝林大觀也。」（頁35）則《經解》道光九年秋刻成也。
[36]錢實甫《清代職官年表》，年，北京：中華書局，頁。
[37]阮元《揅經室續集》，卷三，頁15－16。
[38]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八，頁31－32。
[39]按劉盼遂《高郵王氏父子年譜》道光十四年條下云：「阮伯元來第六書，又第二書。」（頁30）則劉氏復將第二書繫於道光十四年，亦非。
[40]賴貴三《昭代經師手簡箋釋》，頁。
[41]「師」字，《箋釋》釋作「卿」，誤。按阮元乾隆五十一年丙午科鄉試，為朱珪所得士也。
[42]王引之〈石臞府君行狀〉，《王氏六葉傳狀碑誌集》，卷四，頁9。
[43]賴貴三《昭代經師手簡箋釋》，頁。
[44]段玉裁《經韵樓集》，卷八，頁39。
[45]劉盼遂輯《經韵樓文集補編》，《段王學五種》本，卷下，頁17〈與王懷祖第一書〉。
[46]按即上注《經韵樓文集補編》所收〈與王懷祖第一書〉，時段氏居父喪也。
[47]見拙稿〈《段玉裁年譜》訂補〉嘉慶十三年條，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0本第3分，頁－。
[48]同上注。
[49]張鑑等纂《阮元年譜》，頁67－69。
[50]按劉盼遂《高郵王氏父子年譜》乾隆五十八年條云：「阮伯元來第三書」（頁16）；嘉慶十三年條復言：「阮元來第三書」（頁21），一信分繫兩處，前後相去十五年，蓋成書時前後失於檢照也。
[51]羅振玉輯《王氏六葉傳狀碑誌集》，卷五，頁4。
[52]見王文進《文祿堂訪書記》，民國三十一年，北平：文祿堂排印本，卷五，頁26。
[53]阮元《揅經室三集》，卷四，頁6；阮亨《瀛舟筆談》，卷七，頁22－23。按阮元此〈序〉云：「嘉慶丁卯（十二年），始從昭文吳氏易得南宋尤延之本，為無上古冊矣。」（頁5）是阮元得宋尤袤本在丁卯年，阮亨云戊辰者，未確。
[54]阮元《揅經室二集》，卷七，頁9。
[55]張鑑等纂《阮元年譜》，頁51。
[56]阮元〈太傅體仁閣大學士大興朱文正公神道碑〉，《揅經室二集》，卷三，頁9。
[57]阮元《揅經室三集》，卷二，頁13。
[58]阮元《定香亭筆談》，《文選樓叢書》本，卷四，頁26。
[59]王引之《經傳釋詞?序》，嘉慶二十四年，王氏家刻本，卷首〈序〉，頁3。
[60]王引之此〈序〉言：「自九經三傳及周、秦、西漢之書，凡助語之文，徧為搜討，分字編次，以為《經傳釋詞》十卷，凡百六十字」云云，一若嘉慶三年渠已成《釋詞》十卷、虛字百六十字矣。按此並非實錄，其書之成當在嘉慶末年，別詳拙作〈《經傳釋詞》作者疑義〉（《中華文史論叢》年第4輯，頁29－74）。
[61]羅振玉輯《昭代經師手簡》二編，頁18。
[62]見《經義述聞》初刻本，冊一「子孫其逢」條；今本《述聞》卷三文字同。《箋釋》此文失注。
按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王氏父子零稿，其一件文末有王念孫識語：「倉卒錄得十八條，本欲再謄清稿呈閱，恐再遲則緩不及事。且案頭無書，不能考證，祗據意見所到為之，故多所未安，務祈考訂原書，重加改正。文不成文，字不成字，惟知己諒之而已。念孫叩。」李宗焜君據傅斯年圖書館所藏王家手稿零件，編為《高郵王氏父子手稿》一書，此件題為〈經義雜志〉。中有「子孫其逢」條，王念孫原注：「《注疏》及監本皆不在案頭，祈考入。此條本出足下，不過增成之耳。」條末又有「此條足下再增成之可也」十字（頁54，又頁63）。考〈洪範〉此文，舊讀並以「子孫其逢吉」五字為句，李惇《群經識小》始創言此文應讀「子孫其逢」句絕，「逢」字訓「大」，猶言其後必昌大耳；「吉」字別為一句（《清經解》，道光九年，廣東學海堂刊本，卷七二○，頁13）。今據王氏「此條本出足下」云云之語，知此件十數條蓋王念孫肄經所得，寫錄以就正於李惇者。阮氏《揅經室續二集》卷二〈高郵孝臣李君傳〉：「既長，博極群書，尤邃經傳，與同里賈君稻孫、王君懷祖同力于學。」（頁45）是王念孫與李君同里共學也。
又按：《述聞》嘉慶二年初刻本，王引之〈序〉云：「旦夕趨庭，聞大人講授經義，退則錄之，終然成帙。」依其說，似《述聞》所載王念孫之說，乃王引之錄記平日所聞於乃父者。劉盼遂則言：
王靜安師云：「在津沽曾見石渠先生手稿一篇，訂正《日知錄》之誤。原稿為『念孫案』，塗改為『家大人曰』。」盼遂案：據此事，知《經義述聞》中之凡有「家大人曰」者，皆石渠札記原稿，非經伯申融會疏記者也。（劉盼遂《高郵王氏父子年譜》，頁40）
今據王念孫手稿「子孫其逢」諸條，可為劉氏此說增一佐證也。
[63]王引之《經傳釋詞》，卷首阮元〈序〉，頁1；又《揅經室一集》，卷五，頁15。
[64]此四字，《箋釋》釋「至囑之」，實則此為「至屬」重文，非「之」字也；下文「念念」，《箋釋》亦釋「念之」。
[65]阮元《小滄浪筆談》，嘉慶七年，《文選樓叢書》本，卷一，頁1－2。按阮氏〈小滄浪亭〉詩序云：「小滄浪亭在鐵公祠旁，與學署近隔一湖。其後軒，元題為『水木明瑟』，用《水經注》語也。夏秋間，每泛舟過之，茶竈書牀，流連竟日，較之春秋行迹，頗分勞逸。」（《揅經室四集?詩》，卷一，頁13）
[66]阮元《小滄浪筆談》，卷一，頁2－3。
[67]張鑑等纂《阮元年譜》，頁12，又頁14。
[68]畢沅、阮元《山左金石志》，嘉慶二年，阮氏小琅嬛僊館刊本，卷首〈序〉，頁1；又《揅經室三集》，卷三，頁7－8。末句「實為始修書之舉」，集本作「實始為」。
[69]張鑑等纂《阮元年譜》，頁13。
[70]段松苓《益都金石記》，光緒九年，益都丁氏刊本，卷首〈序〉，頁2。
[71]張鑑等纂《阮元年譜》，頁14。
[72]劉盼遂《高郵王氏父子年譜》乾隆五十八年條云：「阮伯元來第五書。」（頁16）以此札為五十八年撰也，誤。
[73]據宋翔鳳〈莊先生述祖行狀〉，莊述祖乾隆五十七年任濰縣知縣，在任凡五年。見錢儀吉編《碑傳集》，《清代傳記叢刊》本，卷一○八，頁24。
[74]阮元〈與王竹所書〉，見李湘芝《柳絮集》卷首，又拙輯《揅經室遺文輯存》卷十一。
[75]臧庸《拜經日記》，嘉慶二十四年，《拜經堂叢書》本，卷六，頁1。
[76]參拙稿〈臧庸年譜〉乾隆六十年條，時臧氏客楚，在畢沅湖廣總督幕。文載年，《中國經學》第2輯，頁－。
[77]阮元《毛詩補箋》，其書未刊，惟《揅經室一集》卷四〈詩十月之交四篇屬幽王說〉及臧庸《拜經日記》卷六略存其說。
[78]「解」字，《箋釋》釋「能」（頁），誤。
[79]《毛詩釋文》者，即《釋文》中〈毛詩音義〉也。《釋文?序錄》載周續之、雷次宗並為《詩序義》，二人俱事惠遠法師，故阮元云「欲在《毛詩釋文》內尋出慧遠師之說」，蓋臆想〈毛詩音義〉內或引周、雷二家詩義，可藉以推尋慧遠遺說也。《箋釋》標點、注解此文，以《毛詩》、《釋文》為二書，未得阮元之意也。
[80]《箋釋》讀「細京中公論」五字為句，文不成義。
[81]「滇」字，《箋釋》釋「值」，誤。
[82]「六」字，《箋釋》誤釋作「八」。
[83]張鑑等纂《阮元年譜》，頁，又頁，又頁，又頁。
[84]同上注，頁。
[85]同上注。
[86]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年，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頁24。
[87]同上注，頁06。
[88]阮亨《瀛舟筆談》云：「己未科兄以經義求士，尤重三場策問，是以武進張皋文惠言、高郵王伯申引之、閩縣陳恭甫壽祺、德清許積卿宗彥、桐城馬魯陳宗璉、棲霞郝蘭皋懿行等，皆治經多所著述也。」（卷七，頁14）
[89]按己未科會試，朱珪為總裁，阮元副之，所取多積學之士，王引之、陳壽祺、張惠言、胡秉虔、許宗彥、馬宗璉、郝懿行、姚文田、張澍、吳鼒等，並在此榜，「論者謂得士如鴻博科，洵空前絕後也」。（張鑑等纂《阮元年譜》，頁21）
[90]張鑑等纂《阮元年譜》，頁。
[91]劉盼遂《高郵王氏父子年譜》道光十四年條云：「阮伯元來第六書」（頁30），以此信撰於道光十四年，誤也。
[92]王壽同等撰〈伯申府君行狀〉，《王氏六葉傳狀碑誌集》，卷五，頁14。
[93]王恩錫等〈子蘭府君行狀〉，同上，卷六，頁3。
[94]王引之《王文簡文集》，《高郵王氏遺書》本，卷四，頁26。
[95]阮元〈王石臞先生墓誌銘〉，《揅經室續集》，卷二之下，頁5。
[96]阮元《定香亭筆談》，卷一，頁56－57。
[97]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清代傳記叢刊》本，卷四四二，頁34。
[98]陸德明《經典釋文》，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景印北京圖書館藏宋刻宋元遞修本，卷一，頁20；又頁23。
[99]阮元《揅經室一集》，卷九，頁10－12。
[]「冬初前有等語」，原札文字如此，疑有脫誤。
[]阮元《揅經室續集》，卷二之下，頁1－6。
[]劉盼遂《高郵王氏父子年譜》，頁29。
[]張鑑等纂《阮元年譜》，頁－。
[]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八，頁32。
[]《清史稿》，頁－；《清史列傳》，年，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頁－。
[]曾釗《面城樓集鈔》，光緒間《學海堂叢刊》本，卷四，頁7－8。
[]據王壽同等撰〈伯申府君行狀〉，王引之道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病逝，年六十九。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頁；陽海清主編《中南、西南地區省市圖書館館藏古籍稿本提要》，年，武昌：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頁42。
[]余別有〈阮元刊刻《古韻廿一部》相關故實辨正〉一文，詳論其事。（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6本第3分，頁－）
[]張鑑等纂《阮元年譜》，頁－。
[]許慎《說文解字》，《四部叢刊》影印日本靜嘉堂文庫藏宋刊本，卷七上，頁4。
[]按嚴可均《說文校議》亦言：「『日食』始見隱三年經，『月食』不書。『傳』字、『月』字議皆刪。」（咸豐二年，江都李氏半畝園刊本，卷七，頁8）
[]阮元《揅經室續集》，卷一，頁43－44；按中華書局點校本缺此文。
[]錢大昕《潛研堂集》，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呂友仁點校本，頁－。
[]桂馥《說文解字義證》，同治九年，湖北崇文書局刊本，卷二十，頁40。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古今逸史》本《廣雅》，每卷首題「吳琯校」，或題「吳中珩校」，知札言「吳中珩《廣雅》本」，即吳琯《古今逸史》本也。《箋釋》云：「吳中珩，疑為吳中行，明武進人，字子道，號復菴。……書室名賜餘堂，著有《賜餘堂集》。」（頁）此張冠李戴，殊誤。
[]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光緒二十七年，錢唐丁氏原刊本，卷五，頁6。
[]阮恩海〈劉端臨先生遺書跋〉引，《劉端臨先生遺書》，年，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本，卷末〈跋〉，頁4。
[]黃丕烈〈博雅跋〉：「余向收李明古家書，內有皇甫錄本《博雅》，詫為得未曾有，取余舊儲影宋鈔之本相勘，行款悉同，信乎陳少章先生云『皇甫本最佳』，誠不誣也。」（繆荃孫、章鈺等輯《蕘圃藏書題識》，民國八年，金陵書局刊本，卷一，頁12）
[]王念孫《廣雅疏證?序》，嘉慶元年刊本，卷首〈序〉，頁2。按王國維〈畢效欽刻五雅本廣雅跋〉言：「此書明刊本自皇甫錄本外，首推此本。胡文煥以下，便等諸自鄶。王石臞先生撰《廣雅疏證》，即以此為底本也。皇甫本余曾見之歸安蔣氏，黃復翁以景宋校過，其字佳於此本者無幾。」（徐復主編《廣雅詁林》，年，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頁8）然則皇甫本、畢刻本固不相遠也。
本文收於陳鴻森先生《清代學術史叢考》下冊，年，台灣學生書局。
陳鴻森先生《清代學術史叢考》
作者简介
陳鴻森先生，一九五〇年生，臺灣高雄人，臺灣大學中文系畢業。一九八二年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職，歷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暨中山大學（高雄）、中央大學、成功大學等校合聘教授。二〇一八年自“中央研究院”退休，現為歷史語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經學史、清代學術史、古典文獻學、臺灣現代詩等。著有《清代學術史叢考》、《漢唐經學研究》、《清代經學研究》、《乾嘉名宿年譜彙編》，及《西莊遺文輯存》、《潛研堂遺文輯存》、《揅經室遺文輯存》、《乾嘉群賢遺文輯存》等。另出版現代詩集《期嚮》、《雕塑家的兒子》、《陳鴻森詩存》、《臺灣詩人選集——陳鴻森集》四種。
主編：呂亞南戴莉
編輯：劉旭展
學術支持：許隽超
歡迎關注：乾嘉同光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