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世纪并非黑暗，中世纪的科学与宗教也并非截然冲突，而是有着复杂的关系和深刻的相通之处。中世纪的自然哲学与神学相互渗透和影响：一方面，自然哲学家们可以一般地援引上帝的绝对能力，超出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来分析问题；另一方面，对《圣经》以及其他神学著作的评注需要大量运用自然哲学知识，中世纪晚期自然哲学和数学的概念与技巧被大量运用于与创世无关的神学问题。基督教与近代科学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这为近代科学开辟了道路。
撰文｜张卜天（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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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mediumtempus,middleages）一词的字面意思为“中间时期”，一般认为时间跨度为公元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至年（东罗马帝国灭亡），或5—15世纪（地理大发现），当然除此两种，尚有其它种种划分。“中世纪”一词由彼特拉克（Petrarch，—）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提出，他们当时正致力于复兴古典学术与文化，认为一个长达千年的黑暗与愚昧时代将他们与古代的希腊罗马世界分隔开来。但事实上，中世纪的人并不认为自己生活在两个时代之间，也不觉得自己与古典时代的祖先有任何明显断裂。
在我国，一提起中世纪，人们往往会想起“黑暗”一词。把中世纪说成是“黑暗”的，多出自伏尔泰等18世纪启蒙运动思想家的作品。但是，真正称得上比较黑暗的时期大概只有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到公元年间，而通常所谓的“中世纪”其实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黑暗和停滞不前，文艺复兴也没有我们以前认为的那么光明和突然（[1]，页1）。公元8世纪末已有卡洛林文艺复兴，查理大帝请欧洲的优秀学者来到帝国，兴办学校与图书馆。11世纪末至13世纪出现了大翻译运动，特别是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从阿拉伯文和希腊文译成了拉丁文，大学也在这一时期产生。一般把13世纪称为中世纪盛期（highmiddleages），此时经院哲学达到鼎盛。而被称为中世纪晚期（latemiddleages）的14世纪，虽然确实是在衰落，但却是科学史上最重要的时期。
本文只讨论中世纪西欧的科学特别是自然哲学，而不谈伊斯兰文明的贡献。它分为五个部分：一、科学与宗教的“冲突神话”；二、中世纪的学术传播和大学；三、中世纪的自然哲学；四、科学与神学的相互影响；五、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科学与宗教的“冲突神话”
许多人以为，科学与宗教是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事实上，这完全是一种误解。科学史家现在一般把这种说法称为科学与宗教的“冲突神话”[2]。这种“冲突神话”认为，基督教会与科学在中世纪的持续斗争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因此把科学革命和近代科学的起源拖延了一千多年。然而，过去半个世纪的学术研究却表明这并非事实。这种说法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与两个人的影响密不可分。第一位是美国历史学家、科学家德雷伯（JohnWilliamDraper,—），他生于英国，《科学与宗教冲突史》（HistoryoftheConflictbetweenReligionandScience,）是其代表作；第二位是美国外交家、历史学家、教育家怀特（AndrewDicksonWhite,—），他是康奈尔大学首任校长，代表作是《基督教世界神学与科学论战史》（HistoryoftheWarfareofSciencewithTheologyinChristendom,）。他们都认为，科学史上贯穿着两种对立力量的斗争：一方是越来越强大的人类理智的力量，另一方则是传统信仰的压制。教士们相信《圣经》囊括了所有知识，不能容忍任何思想上的竞争。宗教对科学的干涉已经给宗教和科学造成了可怕的灾难。比如德雷伯说：“我们见证的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对立是从基督教获得*治权力时开始的斗争的继续……科学史不仅记录了一个个发现，而且叙说了两种对立力量的斗争：一方是人类理智越来越大的力量；另一方则是源于传统信仰和人的利益的压制。”（[2],p.1）怀特也说：“今晚，我要向你们概述一场为科学的自由而进行的伟大而神圣的斗争，它已经进行了许多个世纪。这是一场艰苦的较量！相比于亚历山大、恺撒或拿破仑的那些不那么重要的战争，这场战争持续时间更长，过程更惨烈，包围更持久，战术更灵活……在整个现代史上，为了所谓的宗教利益而干涉科学（无论这种干涉是多么小心谨慎），已经给宗教和科学造成了最可怕的灾难，而且向来都是如此。”（[2],p.1）
科学与宗教的“冲突神话”通常包含这样一些典型说法：科学的原始形式在古代出现，在中世纪被遗忘；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会压制了科学发展；布鲁诺因为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而被罗马教会烧死；伽利略因为拥护哥白尼的学说而被判入狱并遭受折磨；科学革命将科学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女数学家希帕提娅（Hypatia，—）被基督徒迫害致死等等[2]。
但只要深入考察就会发现，历史证据往往并不支持这些说法。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并没有简单的模式，它们更多是和平共存，既非斗争，也非持续不断的支持，而是复杂的相互作用：冲突、妥协、适应、对话、疏远。即使它们有冲突，也需要在更宽广的背景中来理解。事实上，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宗教都有利于科学。科学在初创时都是通过诉诸宗教价值而确立自身，追求科学的人往往会受到宗教冲动的激励，宗教机构也往往是支持大学和科学的主要力量。
从历史来讲，基督教教父们对科学的态度远非那么严厉和敌对。基督教教父担负着确立基督教神学正统的任务，因而如何对待传承下来的希腊学术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他们一方面认为，对科学要保持警惕，因为好奇心会使人忘记更高的目标；而且希腊科学中包含着与基督教相抵触的思想，比如希腊人认为世界是永恒的，没有开端；一些占星学家主张世界是决定论的，由星体的排列结构严格决定等等。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异教知识可以服务于宗教目的，比如注释《圣经》，尤其是创世内容，解释三位一体学说等等。还有一些异教知识则有计时、机械等实际价值。
当然，坚决反对科学的教父论述并非没有，德尔图良（Tertullian，约—约）便是明显的例子。他曾说：
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何相干？学园与教会之间有何和谐？异教徒与基督教徒之间有何一致？……不要再企图制造一种由斯多亚主义、柏拉图主义和辩证法组成的杂乱的基督教！除了耶稣基督，我们不需要好奇心，除了福音，我们不需要研究。相信了[福音]，就不需要相信任何别的东西！（[3],p.25）
但是，要从浩如烟海的教父著作中找到持这种观点的话并不容易。德雷伯、怀特等人都选择了这段话来证明科学与宗教的冲突，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其他同样具有敌意的教父作家来提供支持。他们不知道，德尔图良其实并非教父思想的代表，而是一个例外。
?图1.奥古斯丁（AugustineofHippo,—）
事实上，关于教父对科学的态度，在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乃是圣奥古斯丁的婢女原则，它最有力地影响了基督教对于自然和自然科学的态度。依此原则，就研究自然现象可以服务于更高的目标——比如注释《圣经》而言，科学是有价值的和合法的。奥古斯丁说：
由于这种好奇心的疾病……人们进而研究自然现象，虽然这种知识对于他们毫无价值：因为他们纯粹是为了知识而知识。（[2],p.15）
但是，这并无价值的知识未必一无是处，因为
如果那些被称为哲学家的人，特别是柏拉图主义者，说了一些确实是正确的东西，并且很适合我们的信仰，那么我们不应当害怕他们；我们应当把他们当成不正当的拥有者，把他们说的话取来为我们所用。（[2],p.16）
同时，
即使是非基督徒也知道一些有关天地和这个世界上其他元素的知识，知道星体的运动和轨道，甚至是它们的相对位置，知道可预测的日食和月食，知道年和季节的周期，知道动物、灌木、石头等等的种类，他认为这些知识根据理性和经验是确定的。如果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听到一个基督徒就这些议题乱说一气，这很是丢脸和危险；我们应当采取一切手段来防止这种尴尬局面。（[3],p.31）
科学作为神学的婢女可以理解为，科学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解释圣经的手段，颂扬上帝是科学研究的最终目标。研究外在的可见世界可以使我们沉思世界的不可见的精神本质，从而更好地爱上帝和崇拜上帝。
问题是，作为“婢女”的科学是否还是科学？回答是肯定的。首先，在西方历史上，科学研究往往都是某种意识形态、社会事业、实用目的或盈利项目的婢女，比如研制原子弹是为战争服务的，现代制药公司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商业利益所驱动。更重要的是，中世纪的科学其实有很大的独立性，它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样处处受教会和神学压制。随着逐渐证明自己的可靠性，这位婢女将变得高度自治和独立。从某种意义上讲，所谓“婢女”恰恰证明，她是“主人”所不可或缺的。
二中世纪的学术传播和大学
1拉丁百科全书家
当希腊科学在阿基米德和欧几里得的著作那里达到最高峰时，罗马开始在地中海崛起。虽然罗马人惊叹于希腊人的思想成就，但罗马人是一个实用的民族，科学和哲学或者被忽视，或者被置于很低的地位，科学研究基本陷于停滞。希腊人对中世纪的大部分影响是通过罗马人对希腊原著的改编而产生的。希腊人的科学遗产经过浓缩和窜改，保存在罗马的百科全书中。典型的作品有瓦罗（MarcusTerrentiusVarro，前—前27年）的《学科九卷》（DisciplinarumLibriIX）、塞内卡（Seneca，前4—65年）的《自然问题》（NaturalesQuaestiones）、老普林尼（PlinytheElder，23—79）的《自然志》（Historianaturalis）等等。
公元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讲拉丁语的西方逐渐失去了同讲希腊语的东方的文化交流。在东方的拜占庭帝国，古代学术延续得相对较好，古代文本用古希腊语保存下来。而在拉丁西方，由于懂希腊语的人日渐稀少，如何了解希腊学术的问题开始突显出来。对于科学而言，那的确是个黑暗时代，希腊科学原著大都没有翻译过来。公元4世纪到8世纪，拉丁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感受到了这种危机，他们或者将希腊哲学文献翻译成拉丁文，或者用百科全书等形式将当时能够获得的知识（无论是基督教的还是异教的）记录下来，以此来保存古代的学术。这些人有时被称为拉丁百科全书家（Encyclopedists），其代表人物有：卡尔西迪乌斯（Calcidius，活跃于4世纪）、马克罗比乌斯（Macrobius，活跃于5世纪初）、卡佩拉（MartianusCapella，活跃于约公元—年）、波埃修（Boethius，约公元—年）、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约公元—年）、伊西多尔（IsidoreofSeville，约公元—年）和可敬的比得（VenerableBede，约公元—年）等等。这些百科全书家虽然没有创造新的知识，对思想并无任何原创性的贡献，但学术的火种因此而没有完全熄灭，使学术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时期。他们的书籍成为中世纪特别是年以前西欧人受教育的基础读物，决定了西方对自然的了解以及思考自然的方式，对欧洲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其中，卡尔西迪乌斯将《蒂迈欧篇》的大约三分之二译成拉丁文，并加以评注。在以后的年中，这是西欧唯一知道的柏拉图文本；马克罗比乌斯著有《关于西庇阿之梦的评注》（CommentaryontheDreamofScipio），这是对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很有影响的解释，包括算术、天文学和宇宙论的内容；卡佩拉的《菲劳罗嘉与墨丘利的婚姻》（MarriageofPhilologyandMercury）是中世纪极为流行的七艺课本；卡西奥多鲁斯的《圣俗学识指导》（InstitutionesDivinarumetSaeculariumLitterarum）讨论了如何学习《圣经》和七艺；伊西多尔的《词源》（Etymologies）试图通过拉丁词的词源来解释宇宙万物的结构和各种知识，堪称拉丁西方的《说文解字》。它可能是拉丁西方知识界在一千年里影响力仅次于《圣经》的书，现存抄本近一千部，数量仅次于《圣经》，是早期中世纪思想文化史极为重要的资料；可敬的比得是史学名著《英吉利人教会史》（TheEcclesiasticalHistoryoftheEnglishPeople)的作者，在科学方面著有《论事物的本性》（OntheNatureofThings）。
需要着重提一下波埃修，他被称为“最后一个罗马人和第一个经院学者”，曾经希望翻译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但未能完成。他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和《解释篇》，即所谓的“旧逻辑”，在数个世纪里，这几乎就是西欧人所了解的全部逻辑知识。他还创造了“四艺”（quadrivium，字面意思为“四种道路”）一词，指算术、几何、天文、音乐。这四门学科都属于数学学科，因为算术研究的是离散的、静止的量，几何研究的是连续的、静止的量，天文研究的是连续的、运动的量，音乐研究的是离散的、运动的量。波埃修根据流传下来的希腊语著作编写了基本的算术、几何和音乐著作，对中世纪早期的影响极大。
?图2.人格化的四艺：从左至右的四位缪斯女神分别代表音乐、算术、几何、天文（公元9世纪）（[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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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世纪的复兴和理性主义倾向
到了12世纪，文化及经济开始复苏，经济力量的杠杆慢慢开始从地中海东部地区转移到西欧，许多历史学家都把文艺复兴的起源追溯到了这个时期。西欧人口增长了三四倍，农业革新层出不穷，食物供给大幅增长，城市化大大加速，经济迅速发展，这些因素都促进了学校和文化的发展。与伊斯兰文明的思想接触使西欧重新发现了古典传统。此时还出现了马蹄铁和马颈轭，马力得到有效利用。曲柄、独轮手推车、水车、风车也都在这一时期出现或得到改进。这些技术成果在今天也许显得微不足道，但可能只是因为它们过于基本，以致我们已经很难感觉到它们对当时的重要性。学者们努力恢复和掌握拉丁文经典，认为异教文献和基督教文献可以相互协调。12世纪自然哲学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将柏拉图的创世论述与《创世纪》的记述调和起来。
从12世纪开始，神学对宇宙和上帝的解释开始受到希腊自然哲学和科学的威胁。12世纪出现了一种自然主义倾向，即越来越坚持完全用自然主义术语来解释自然现象，把上帝的直接干预仅限制在创世的最初一刻，此后发生的事件都是自然原因的结果。根据这种自然主义，仅仅通过诉诸上帝的绝对能力或《圣经》段落来解释原因和现象就等于承认自己无知。孔什的威廉（WilliamofConches，约—约）的话很有代表性：“他们对自然的力量一无所知，还希望有人陪他们一起无知，他们不想让人研究任何东西；他们想让我们像乡下人一样盲信，不去追问事物背后的理由……但我们说，任何事物背后的理由都应当去寻求……如果他们得知有人在作此探究，便会大呼小叫此人是异端，他们更信靠自己的僧袍而不是智慧。”（[5]，页）于是，自然成了一种自行运作的东西，一个有规律的、井然有序的和谐整体，可以由人的理智来探究。“自然的日常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