霉菌性上颌窦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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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3/2/24 8:08:00
盖博士 https://m-mip.39.net/czk/mipso_4328637.html

人物小传

王直中,年11月出生于四川乐山,著名耳鼻咽喉学专家,医院耳鼻喉科教授。年考入上海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年毕业后分配至医院工作。—年任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年赴美国加州大学访学,考察学习人工耳蜗技术。

20世纪70年代,在国内较早开展经鼻、蝶窦垂体瘤切除术。年,在国内率先开展耳蜗电极埋植治疗感音神经性全聋。“经唇、下鼻中隔、蝶窦垂体区微小肿瘤手术”获年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插座式人工耳蜗植入重建语后全聋病人听觉的研究”获年卫生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单导感应式人工耳蜗研究”获年卫生部乙级科技成果奖。与内分泌科等科室合作的“激素分泌性垂体瘤的临床及基础研究”先后获年卫生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年任中华医学会耳鼻喉头颈外科分会第五、六届主任委员。曾任《中华耳鼻咽喉杂志》主编。先后编写《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手术彩色图解》《人工耳蜗植入:原理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年获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名医”称号,年获医院杰出贡献奖,年获中国医师协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师分会杰出贡献奖。

访谈节选

学医既保护自己又能救死扶伤

董琳(以下简称“董”):王老师,请谈谈您的童年生活和求学经历。

王直中(以下简称“王”):我是四川乐山人,出生在大佛脚下,家里几代人都生活在乐山铁牛门的下王村,我父亲是做买卖的。

看到我爱动,父母给我取名叫王学涵,意思是要学涵养。王直中是我哥哥的名字,后来因为考中学时我找不到自己的文凭了,就拿他的去考,学校也稀里糊涂,只要有个文凭就算,于是我就成了王直中,哥哥后来改名叫王瀛舟。

▲乐山铁牛门旧貌。

王:上小学前,我念了两年的古文。父亲在家里开了一个私塾,找了十几家人一起,出钱请了一位老师,教我们背《古文观止》。父母有些“守旧”,很重视祖上留下来的东西,我从小就念《三字经》。传统文化是有好处的,《三字经》里三个字、三个字下来,几千年的文化都在里面。

我家隔壁是一所天主教小学,叫公信小学[1]。小时候我坐在家里门槛上晒太阳,能听见学校那边敲鞭子的声音。一敲鞭子,我就知道又有学生挨揍了。那个时候老师很严厉,拿鞭子打学生,不听话都挨打,我也被打过。那小学很正规,男女分校,初小四年,高小两年。我到乐山县中学读初中时已经快12岁了,中学在城外,离家很远,我就住校了。

董:日本侵华战争给您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王:日*轰炸弄得大家不得安宁,飞机一来,这边就放警报,大家就疏散,跑到田里头躲飞机。最严重的一次把乐山半个城都炸完了[2],学校也炸掉了,死了很多人,衣服、尸首都挂在树上,很惨的。日*轰炸的都是人多的地方,我们住在城南,飞机从城南边上飞过去,没有被炸到。有一次轰炸,我躲在床底下,炸完了出来一看,老房子的尘土落了厚厚一地。

董:您为什么选择学医?

王:我家里人都喜欢医生,因为孩子生了病,总是背着去看医生,当时在乐山找医生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说学医,既保护自己,又救死扶伤、保家卫国,对大家都有好处。年,我在重庆参加统考,考到了同济大学医学院,那时候同济还在四川宜宾[3]。等我入学时,同济已经迁回上海,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去报到,就离开家乡了。当时医学院搬到了虬江路的同济工学院里,我们在江湾那儿住了一段时间。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还在工学院参加庆祝晚会。后来,医学院又搬到了善钟路[4]。

因为同济是德国派,所以医学院第一年要学德文,生理学老师都是用德语讲课。教耳鼻喉学的李宝实[5]老师对我影响很大,他为人很好,讲课很有意思,加上耳鼻喉学的内容很丰富,往上可以到颅底、垂体,往下到口咽部,还可以到耳咽管,所以当时我想,以后我也要当耳鼻喉大夫。

三个分配志愿都填了协和

董:您毕业后就分配到协和了吗?

王:快毕业时,同济大学医学院又搬到了武汉[6],医院实习,主要还是在五官科转,没过多久就毕业分配了。毕业分配要填志愿,三个志愿我都填了协和,就是下定决心要来协和。年9月,我正式到协和工作,当时协和耳鼻喉科有张庆松[7]、徐荫祥[8]、刘瑞华[9]三位泰斗。

▲年10月13日,协和耳鼻喉科工作人员合影。二排坐者左起:屠规益、王直中、哈献文、薛善一、张庆松、刘瑞华、徐荫祥、邹路得、单又新、叶世泰。

王:进了协和,我很高兴,先后在口腔科、外科轮转。协和很严格,比较重视基础,实习大夫要亲自给病人做血常规、大小便的化验,通过这个过程去和病人接触,掌握第一手资料,确定病人的基本情况,而不是直接去看报告。亲身学到的东西是很宝贵的。

那时候耳鼻喉科病人住在老楼7号楼3层和8号楼1层的两个综合病房,与神经科的病人住在一起,男病人和女病人是分开的,7号楼3层有七八个病人,8号楼1层有十几个病人,我每天楼上楼下跑。医院住着,很少回家,也就是所谓的住院医生。因为病人的病情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医院守着,就看不到第一手资料。每天除了看书、看病人、写病历,还要准备查房。查房不是简单地把病历、化验结果念一念,而是要多接触病人,汇报病人每天病情有什么变化。虽然累,但是有收获,这是对一个医生基础的培养。

董:您曾担任协和耳鼻喉科主任长达17年时间,期间主要开展了哪些方面的工作?

王:耳鼻喉科初创时期,医生耳、鼻、喉三方面的疾病都看,比较全面。我做科主任的时候主要抓了三件事,一是人工耳蜗,二是喉癌病人的发声重建,三是垂体瘤。人的精力有限,不能搞太多。

到耳鼻喉科我先做的是喉,那时候喉癌很多。慢慢我发现,一部分喉癌病人可以只把半喉切除,这样还保留一个声带,经过发声重建,声音还可以出来。中耳炎我也研究了一段时间,搞鼓室成形术,当时我做得很细致。由这个开始,我又搞了人工耳蜗,从耳结构一直搞到耳神经。人工耳蜗是神经发音,如果中耳腔都破坏了,那就从神经上面下功夫。

▲王直中教授在门诊为患儿查体。

帮助聋人改善听力大有可为

董:您在帮助耳聋患者改善听力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王:上世纪70年代,我和医科院基础所的陈仁塙[10]一起研究人工耳蜗,有一点成果,原理其实就是等于把一个助听器放在聋人的耳朵里,他就听见了。但我们研究的装置有点大,术后耳朵旁边容易留下伤口,所以第一例病人做完后,因为不习惯,就要求拔掉了。后来,澳大利亚的人工耳蜗研究出来了,我们的研究也就停止了,当时我们还是太过于追求理论研究。

最开始做人工耳蜗,病人不少,我们说做完以后可能只听见声响,听不到说话声,有些病人就放弃了。但其实在当时,能听见声音就很了不起了。我们先在成年人身上做,结果发现效果并不好,因为成人的神经细胞退化得太厉害。对比后发现,小孩的神经细胞还是活跃的,于是研究重点就慢慢地转移到小孩身上去了。先对聋哑儿童进行测听,检查他们的听神经残留多少,然后根据听神经的情况安装分离式的人工耳蜗。

▲年,王直中教授等研制的人工耳蜗。

王:当时的人工耳蜗是贴在耳朵外边,一直震荡,实际上就是把一个共鸣器放在耳朵那儿,因为耳聋的人听觉神经还在,如果安装了振动器,调整好频率,就可以听见声音。后来就是埋植型的,埋在骨头上,增加骨传导,实际上是一回事。再后来,就是在骨头上打钉子,钉子上加个助听器,各种各样的人工耳蜗就都出来了。所以说,帮助聋人改善听力,还是大有可为的。

董:您还做过职业性耳聋的调查,调查的目的是什么?

王:要做耳聋的研究,就要知道耳聋的发病率是多少。所以我们到聋哑学校去,看看聋哑儿童到底有多少,也参加他们的教学活动,各方面都了解一下。另外,我们还进行了家庭走访,主要是北京地区的调查。后来,上海、广州等地也参照北京的方式进行了调查。最后发现,受传染病、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的聋哑发病率比国外高得多。另外,一些先天性疾病得不到及时治疗,也是致聋的重要原因。我们把这些数据跟相关管理部门汇报后,也成为卫生部门工作的一个参考,后来,全国还成立了一个聋哑学会。

董:有文章说您做了国内第一例蝶窦垂体瘤的切除术。

王:其实不是。第一例是白求恩医科大学的卜国铉[11]教授做的,他原来是协和耳鼻喉科的讲师,后来去了东北,他在那儿做的第一例。有的人误会了,说我做了国内第一例,其实我不是。再者,讲求第一例、第二例没有意义,对病人有好处就行了。

原来的垂体瘤切除术,是将额骨打开,经前颅底到垂体病变部位,这段距离很长,血管多,出血也多,并且开颅手术对病人的伤害太大。后来我发现,这个手术如果从鼻腔进去,那就很近了,而且很直接。但重点就是看你做得准不准确,所以说定位是很要紧的。

▲王直中教授(右二)在查房。左一为张宝泉教授,左二为曹克利教授,左四为高志强教授。

王:协和的第一例手术是我和张庆松教授一起做的,很顺利,那是年。当时国外也在开展,那是一阵风,都做经鼻腔的垂体瘤切除术。垂体瘤切除术是神经外科的手术,后来我就把这个手术方法教给了神经外科王维钧[12]、尹昭炎[13]他们两个,他们的病人多。我做手术他们来看一次,他们做手术我帮一次,然后他们做手术我再看一次,经过这三次,我就全教给他们了。他们的术式改进也很快,后来鼻撑器也用上了。

根据病人的需要确定研究方向

董:您怎么看待医疗、教学和科研的关系?

王:医疗、教学和研究要三合一,搞医疗不搞研究,那医疗就没基础了;搞医疗、搞研究但不搞教学,那就后继无人。所以要把这三方面都搞好,其中医疗是最重要的。

▲年,王直中教授(右一)在喉全切除术后发音钮的研制及临床应用鉴定会上发言。

董:每个时期的研究方向您是如何确定的?

王:主要是根据病人的需要,看喉癌的病人多,就研究喉癌;中耳炎病人多了,就看中耳炎。当然,也要结合科室的整体发展,耳、鼻、喉三个方向都要发展。如果中耳炎的治疗效果好,从协和康复的病人出去一说,那来协和看中耳炎的病人也就多了。有了病例资源,研究工作也就好开展了。从鼓室成形术到耳蜗埋植,我们的研究也是一步一步从简单到深入,边学边研究。人体的构造很奇怪,嘴巴吃饭、耳朵听声音、鼻子闻味道,各司其职。中耳的结构看似简单,但也不简单,一个耳咽管到现在还研究不透。

耳鼻喉科的患者比较特殊,有的说话说不清楚,有的听不见你说话,所以你得加倍努力让他了解自己的病情。当然,很多时候是家属来帮病人说话。对病人不要有偏见,要耐心地跟他说话,因为病人就是冲着你这个大夫来的,你找个学生给他看,那怎么行?所以说医生的培养,最重要的还是医德。协和的办院理念说要待病人如亲人,要看一个大夫有没有前途,就看他对病人的态度。如果病人一进门跌了一跤,你上去扶一下,那是好大夫;如果看病人穿戴不好,从心里看不上病人,那说明医德有问题。

▲年12月,患者写给王直中教授的感谢信。

董:您对自己的学生是不是也是这么要求的?

王:应该这么要求。学医首先要全心全意对病人,一个医生好不好,任何时候都会表现出来。有一次查房,科里一位年轻大夫跟在后面,我看他嘴巴一动一动的,就问他在吃什么,结果是在嚼口香糖。我说,查房为什么吃口香糖?他答不上来,说他错了。我说对,你就是错了,查房的时候吃口香糖,说明你心不在焉,那你不必查房了,到门口那儿待着去吧。查房是很严肃的事情,病人的生死存亡都在你手里,你还若无其事地吃口香糖,那就不好了。我这样纠正了他的错误,其他人看到了他被惩罚,那以后没人敢在查房时吃口香糖了。

董:在您数十年的从医生涯中,有没有印象深刻的病人?

王:上世纪60年代,有一个自杀的病人被送到急诊室,他是用刀片把颈内动脉切开了,来到急诊时已经晕过去了。当时急诊一位姓苏的女大夫一把抓住出血位置,赶紧往手术室送,她用手紧紧抓着,血暂时止住了,病人稍微恢复点意识,开始挣扎,结果又开始出血,还没上手术台就死了。那个病人很年轻,我当时也参与了抢救,没能把他救活感到很遗憾、很懊恼,假如能再快一点送到手术室,可能就能救活。每一个救治失败的病人,都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还有一个西藏人,她的丈夫得了喉癌,第一次手术后又复发了,我给病人做了第二次手术,很成功,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她每年都给我送哈达,有一次还专门到北京来感谢我。但我内心感觉很惭愧,因为没有能一次把她丈夫治好,让病人做了两次手术。

▲年3月,王直中教授的妻子谢婉若(中)与西藏患者家属在家中合影。

掌舵学会促进耳鼻喉学科发展

董:您担任中华医学会耳鼻喉头颈外科分会主任委员期间,为推动中国耳鼻喉学科发展做了哪些工作?

王:当时我干得不错,就“稀里糊涂”干了十几年。后来就和临床脱离了,专门搞学会活动、国际交流,主要是在各省市间举办学术会议、指导工作,拉平各地之间的学术水平。当时每年至少要开一次全国的耳鼻喉科学术大会,通过全国大会的带动,各地区的学术会议也热闹起来,这样一来,中国耳鼻喉科的学术水平就整体提高了。

国际交流中有一位日本学者让我印象深刻,他叫中野富夫[14],他还有个中文名字叫钟杰夫。中野富夫很喜欢中国,曾在东北待过一段时间,他说中国人很善良,帮助过他,所以他给中华医学会捐了一些钱,用于给聋人购买助听器。

▲年,王直中(左一)出席中日医学大会耳鼻喉科学术会议。

王:刚开始与日本交流,主要是人工耳蜗方面,还有“三炎”:鼻窦炎、中耳炎、咽炎,以经验交流为主。后来随着友谊加深,学术交流也慢慢变深入了,开始互派交换生,我也把自己的学生送到日本去。

从全国跑到全世界,我也就不看病了。现在想来有点后悔,医生还是看病好,不看病就没有新发现,没有思路。

医疗队的经历宝贵又难忘

董:请您谈谈参加医疗队的经历。

王:年,我跟随医疗队到了江西省星子县[15],待了一年。当时卫生部给的任务是研究血吸虫病,我们在田野里走步,走几步,挖一个坑,把里面的钉螺掏出来,统计钉螺的分布情况,写调研报告。钉螺里边有尾蚴,钻到人的皮肤里,就容易得血吸虫病。

星子县有一个叫作蓼南的地方,产瓜子。听说医疗队来了,有老乡就挑了两三挑瓜子送来,可见农民的那种心情,他们很需要医疗。因为有任务在身,不能下乡,我们就在县里办学习班,每个村的赤脚医生都来学习。另外,我们也抽时间看病,一般的鼻子手术,我帮着当地大夫做,外科的王述武[16]、妇产科的连利娟[17],他们也开展手术,做了不少工作。

当时我们住在一个地主家腾出来的房子里,条件比较艰苦,吃得最好的就是红薯。当地的领导很照顾我们,到处去找肉,隔几天就给我们打牙祭。所以如果不好好看病、治病,真是对不起人家。这段时间很宝贵,也很难忘。

▲年5月9日,江西省星子县蛟圹公社全体同志欢送北京医疗队返京。前排左四为王直中,左六为连利娟,左七为王述武。

要一身正气做一个好医生

董:离开工作岗位之后,您是如何安排生活的?

王:我爱人是常州人,我们就把家搬到常州来了。没有什么特别安排,就是和家人在一起,生活优哉游哉。我喜欢游泳、放风筝,但是现在老了,跑不动了。看到女儿去游泳,我只能“望水兴叹”。我也想回乐山生活,那里有很多小时候的记忆。

董:您的书法写得特别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习的?

毕:我7岁时,父亲就教我们写毛笔字。当时乐山有座山的土是红色的,我们就把土挖回家泡在水里,搅拌后变成红色的水,用来写字。那个时候都是写大字,四川有个叫赵羲的书法家,我就照着他的字帖练习,所以写出来的字跟他的有点像。有条件的话一定要教孩子写字,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年10月24日,王直中教授和女儿王勤与他的题词合影。

董:协和即将迎来百年华诞,对年轻的协和人您有哪些想说的话?

王:主要还是把病看好,好好读书,好好看病。看好病也不简单,要把病人当亲人,要把病人放在首位,这是很要紧的,能做到这一点,就很了不起。要看病,就必须多读书,不钻研是不行的。英文书、德文书,要看原版,所以一个医生的外语必须好,有了控制语言的能力,才能进入开放的世界。

另外,医院还搞教学,老师如果不好好教,那学生也受影响,病人也受影响,后患无穷。医生要一身正气,否则歪风邪气就来了。医院还是比较正派的,医生都想把工作做好。如果训练一个年轻医生能在吃饭的时候还忘不了病人,那就差不多了。事在人为!

注释:

[1]乐山公信小学由天主教主办,占地60亩,从察院街至庙儿拐,再到铁牛门泊水街口,地跨三条街。学校分男女教学区,共有24个班,每班学生70人左右。

[2]年8月19日,日*出动36架飞机轰炸乐山,炸毁半个城区,炸死人,炸伤多人。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先后对乐山进行了5次轰炸。

[3]年,因抗日战争,国立同济大学内迁,辗转多地,于年迁到四川宜宾李庄。抗战胜利后,年5月,同济大学迁回上海复校。

[4]善钟路,现上海常熟路。

[5]李宝实(—),字学濂,吉林梨树人,中国耳鼻喉学先驱之一。

[6]年,同济大学医学院迁往湖北武汉,成立武汉同济医科大学,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7]张庆松(—),安徽滁县人,著名耳鼻喉学专家、变态反应学家,中国变态反应学创始人。曾任医院副院长,—年任医院耳鼻喉科主任。

[8]徐荫祥(—),江苏吴县人,著名耳鼻喉学专家,曾任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

[9]刘瑞华(—),天津人,著名耳鼻喉学专家,—年任医院耳鼻喉科主任。

[10]陈仁塙,年出生于湖北安陆,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生物医学工程室副主任。

[11]卜国铉(—),男,河北易县人,著名耳鼻喉学专家,原白求恩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

[12]王维钧(—),男,辽宁北镇人,神经外科学专家,医院神经外科教授。

[13]尹昭炎(—)男,河北武安人,神经外科学专家,医院神经外科教授。

[14]中野富夫,中文名钟杰夫,日本耳鼻喉学专家,著有《图说耳鼻科学》一书。

[15]现江西省庐山市。

[16]王述武(—),男,医院基本外科教授。

[17]连利娟,年7月生于湖北汉阳,著名妇产科专家,医院妇产科教授。

供稿:医院整理:董琳摄影:李苑菁

#医师报超能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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