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穿越回秦朝，你也不是那“挥剑决浮云”的秦始皇，你就一长平坑底的赵卒。
连着几天谈美国大选，说累了，您可能也听累了，我们今天来谈点别的。1这两天，各个视频网站都在放一部热播剧《大秦赋》，我那天瞄了一眼。这应该是我这个月最后悔的决定。只看了一集，我就恶心的差点吐出来。作为一个学历史出身的人，在我看来，评价一个历史剧的好坏，有两个纬度：第一，作为“历史剧”，这部剧可以有合理想象，但戏说不是胡说，改编不是乱编。我们当然无法要求一部电视剧照着历史原典去拍，但你至少不应该做蓄意的歪曲，把黑的说成白的，把坏的说成好的，把专制君主说成老一辈革命家，搞得跟二月河老师作品一样，那就太扯了。第二，作为一部戏剧，其中人物应该反映现实中人的正常情感，而不应该着力刻画一群神经病。这几乎是一切艺术的本职工作。为了自圆其说，脱离真实的人性去强行塑造一些极端的性格，搞的剧里的人物都不说人话，不干人事。搞得跟二月河老师作品一样，也很不厚道。而这个《大秦赋》，很遗憾，它就是这样一部被二月河老师灵*附体的精神续作。在这部剧中，你不仅能看到编剧对于历史基本事实的极度扭曲，还能看到对“戏剧应反映真实人性”这一价值观的极度背离。、说简单点，司马迁和莎士比亚同时被这部剧气的在棺材里打滚，你都不知道该先摁哪一个的棺材板好。乱编历史的事儿咱就不追究了，更要命的是，我在《大秦赋》中看不到一个价值观正常的人物。这部剧集采用了典型的人物二元结构——真实的、性格合理的人物在剧中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两种极端人物：一种是无限高大上的“大人物”，以张鲁一饰演的秦始皇为代表。这种人在剧中的突出特点就是动不动用诗一般的语言、用超宏大的视角，搞一些非常混蛋的发言：比如声称自己统一六国，杀人盈野盈城，是“为了天下的百姓不再受苦”。而被统一的六国百姓，因为都成了他的子民，虽然要被他侵略，被他看，但依然要为他的“大业”而“欢呼”……我斗胆问一句，凭什么？张鲁一是个我很喜欢的演员，他的演技能把很多有极端性格的人物塑造的很有说服力，但这部影片中，我只能给他的表演打五分，百分制的五分，这也不怪他，导演给他安排的这个秦始皇实在太混蛋、太神经病了，马龙白兰度搬来也驾驭不了。而与之相对应的，该电视剧着力塑造了另一种重点人物则是“贱民”。六国百姓面对被秦人亡国灭种的危险，都一副奴颜婢膝的贱样，面对秦人砍向他们的屠刀，不仅甘之如饴，还跪求吞并。比如，电视剧中有一个楚国老百姓，居然说出了“我不要当楚民，愿成秦人”的台词。我看到这段时，都被气笑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种基础历史知识都不具备，都敢跑来当编剧，我真是佩服他的胆量。真实的历史上，楚人可比这硬气多了，即便在迫不得已当了秦人之后，心心念念想着的也是复国。秦始皇公元前年出生、前年蹬腿死掉，第二年，前“楚人”陈胜就喊了句“天下苦秦久矣”的口号。打出旗号“张楚”，号召同胞们都回来当楚人，一呼百应。然后到了公元前年，暴秦就在六国百姓风起云涌的大起义中完蛋了。楚国人要是都有这奇幻剧里的投秦觉悟，秦朝会死的这么脆生吗？楚虽三户，投秦必楚？对历史知识的无知，对人性常识的无耻，对叙事逻辑的无能。这三种“难得”的品质中，《大秦赋》的编剧和导演至少要占有两种，才能拍出这样的“神剧”。更搞笑的是，该剧的主旨居然是用一种推崇至极的口吻，去赞颂秦朝——这个在中国传统历史上已经盖棺定论为暴*的朝代。整个剧组里但凡有一个认真上过中学历史课的人，都不至于这么胆大妄为。你去翻翻中国的正统史书，会所有几乎所有后世王朝在谈及秦朝的施*都离不开“暴”这个字，几乎没有正统史官和论者敢在官方叙述中给秦朝以《大秦赋》式的完全正面的评价。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秦朝实在是太暴虐了，后世王朝必须通过严厉的谴责秦朝，才能让自己与这个梦魇一般的暴*划清界限，告诉自己的老百姓，自己绝不会像秦朝一样残暴，让民众们安心。也正因如此，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其实找不到能与秦朝可相比拟的后继朝代。各代都是一副“我不是，我没有，你别乱说”的架势。也只有五胡十六国时代出过几个“愣头青”，敢再以“秦”为国号。而放眼世界史，如果一定要找一个与“暴秦”相似的国家，我觉得那个在近代曾经祸害过咱们中国人的“日本帝国”倒真与其有几分神似之处。不信？咱们来一条一条对照着看。2公元年，日本在中国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至少三十万中国的被俘士兵和平民惨遭杀戮，而在整场侵华战争中，日本*队在中国制造了大量的成规模屠杀。正因如此，这份血仇让我们铭记至今，痛恨至今。赶上前几天是公祭日，这方面的论述已经很多，我这里就不多说。而两千年前，秦朝对六国百姓的屠杀罪行，其实不遑多让。公元前年，秦*在长平击败赵*之后，坑杀了投降者四十余万人（据《史记》记载）。这些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史记》以简单的“赵卒”一笔带过，也就是赵*俘虏。也就是说，秦*的罪行，最低也是个大规模杀俘。但事实上，根据后世的研究者们考证认为，如此骇人的数量其实存在着大量的交战地区上*的平民百姓——由于秦*对长平完成的是合围战，可能有大批的民众根本未来得及出逃，而直接被秦人以“赵卒”的名义进行了坑杀。实际上，由于秦国在商鞅变法后实行的是以首级论*功的制度，对占领区的平民进行屠戮，杀良冒功的情况在秦统一六国的进程中很可能是广泛存在的。如若不然，你没办法解释以当时的生产力，秦*怎么会在兼并战争中造成那么大的杀伤。我这个人写稿子不太喜欢生搬硬套数字，怕破坏文气。但这里为了这里为了增强说服力，更为了给不了解这段历史的读者一个直观的感受，不得不引用一下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对秦*斩首的数量做过统计，让大家看看的秦*的血腥屠戮有多恐怖：公元前年，秦败魏，斩首八万;前年，秦破楚师于丹阳，斩首八万;前年，破宜阳，斩首六万;前年，败楚于重丘，斩首二万;前年，攻楚取襄城，斩首三万;前年，大败韩魏联*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前年，攻赵，斩首二万;前年，破韩*，斩首四万;前年，击魏于华阳破之，斩首十五万;前年，大破赵*于长平，坑卒四十五万;前年，攻韩，斩首四万;又攻赵，斩首九万;前年，攻赵平阳，斩首十万……遍翻秦朝统一六国的历史史料叙述，最常见的词汇就是“斩首”、“斩”、“坑”、“屠”、“屠城”、“屠灭”等，看的人都起生理反应了。问题是杀的这些人，究竟是谁？那些被斩的首级，到底是不是都是在战场上从对阵的士兵头上取下的？前文说了，在“杀良冒功”无法制止、甚至得到鼓励的秦王朝那里，谁也不知道。与西方史学家不同，中国的古代历史学者很少做严肃的数字计算，但东晋的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一书中，实在忍不住，给秦朝侵略战争的杀人数量做过一个粗略计算。“计秦及山东六国，戎卒尚有五百余万，推民口数，当尚千余万。及秦兼诸侯，置三十六郡，其所杀伤三分居二。”也就是说，按照皇甫谧的测算，秦国吞并六国的战争，使得天下人口折损了三分之二。如果这个数据是确切的，那么秦灭六国的历史，就是一场效率超过所有现代种族灭绝的大屠杀。而这个数据，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获得了现代史学的追认的，据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早前的估算：在战国初年时，中国人口数量应在-0万之间，而到了西汉初年，登记在册的民众人口仅为万左右。经过一百多年的历史演进，中国人口非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接近一半。当然，我们不能将这个人口损失全都算在秦王朝的头上，但这个*权应该分担多少比例，你自己去体会。是的，这才是历史的真相，在“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宏大叙事背后，没有《大秦赋》里六国百姓把秦朝当做“灯塔国”来箪食壶浆，而只有六国*民被“虎狼之秦”屠戮的尸山血海。3六国民众惧怕秦朝，痛恨秦朝，就像抗日战争时的中国老百姓痛恨和惧怕日本*子一样。而这种论断，是能够在历史上找到真实依据的。典型例子就是长平之战，长平之战是战国末年发生在秦赵两强国之间的一场决战，而这场决战的起因特别耐人寻味：秦国原先打的是韩国，韩国吃不住打，决定将其上*郡割给秦，消息传到上*之后，上*郡守冯亭立刻派人前往赵国求助，使者到了赵国后那话怎么说的呢？他说，“上*之民，皆不欲为秦，而愿为赵”——眼下这个局势，我们不当亡国奴是不可能了，但即便当亡国奴，我们也不愿被秦统治，而想当赵人。看见没，这才是历史上真正发生过的“跪求吞并”，只不过是韩国被秦国的暴虐逼的求赵国吞并。而类似的事件，在长平之战后又发生了一遍。长平一战，“人屠”白起率领虎狼秦师杀了40万“赵卒”，但得其地而失其民。战国时代，国力主要决定因素是人口，秦国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流失，所以秦昭襄王过了几年后就命令白起接着打，掀起了灭赵之战。以赵国此时的国力，正面硬抗秦国已经毫无胜算。怎么办呢？于是赵王就派了一个叫苏代的说客出使秦朝，去跟秦朝的丞相范雎谈。按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家摆明了就是要吞并你，本没什么好谈的。但苏代说服范雎的这段话，特别耐人寻味。《史记》专门进行了记述：“秦尝攻韩，围邢丘，困上*，上*之民皆反为赵，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今亡赵，北地入燕，东地入齐，南地入韩、魏，则君之所得民无几何人矣。故不如因而割之，无以为武安君功也。”——《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苏代对范雎说：当年秦国打上*，但上*老百姓却都往赵国跑，可见天下人不愿当你们秦国老百姓的习惯太久了。现在如果把赵国灭亡了，老百姓也会纷纷投靠他国，留不下几个人给秦国，与其这样，还不如割赵国点地算了。是的，这应该才是秦灭六国时代古代中国上演的真实图景：秦*东征西讨，但每到一地之前，当地的百姓就纷纷逃难，能走的都走了。整个战国末期，秦的地广人稀和山东六国的地狭人稠都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有不少人公开声称，自己宁可“蹈东海而死”也不为秦人。所以我们能够理解为何秦朝的最终结局会是“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那些被侵略、受屠戮的六国民众日夜盼望着秦朝尽早完蛋，因为在他们眼中，暴虐的秦朝与后来侵略屠戮整个东亚的日本基本没有什么区别。若一定要说区别，就是后世的日本帝国好歹还懂得给自己扯上一块“大东亚共荣”的遮羞布，而灭六国的秦朝连这个都不跟六国百姓讲，就是要夷其宗庙、毁其社稷、权使其士、虏使其民。什么“为了天下的百姓不再受战乱之苦，寡人决心开战。”之流的神逻辑，都是当今编剧替秦王朝想的。其荒唐搞笑程度，不亚于“击毙当事人以阻止其自杀。”人家秦国当年的发动对外战争的理由很耿直，就是单纯的想“广其土，拓其地”。至于土地上的“六国人民”，秦始皇根本没心思在乎，秦国*人们则觉得那是可以用来充*功的首级。4事实上，秦帝国崛起最值得反思的地方，最终没有任何一个阶层，能够从这种崛起中真正得利。这跟旧日本帝国也是谜之相似。“国家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这是马克思对于国家性质的精准定义。以这个定义而论，一个国家崛起和强大，应当至少是有利于这个国家内部的一群人的，将这个人群扩展范围的越大，每个人从中得益越多，这个国家的崛起就越正义而伟大。以这个标准去审视人类历史上文明的兴衰，我们就能给很多国家的崛起给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比如19世纪“殖民主义之王”、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在他的执*期内，比利时从一个风雨飘摇的小国迅速完成了崛起，国民财富急速增长，民主化进程也同步推动。你如果是生活在那个年代的比利时人，一定非常喜欢这位开明君主。然而，利奥波德二世面对其殖民地刚果，却完全是另一幅面孔。在执*的40年内，利奥波德二世以铁腕残暴的剥削、压迫刚果黑人民众，强征当地人为他劳动，造成了大约万刚果人死亡，这个人对刚果人来说，就是一个血腥的刽子手，为人所痛恨。所以，利奥波德二世治下的比利时崛起是毁誉参半的，它确实惠及了比利时民众，但却给刚果人留下了累累血债。欧洲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帝国，大多带有这种“半好半坏”的性质，它们确实惠及了本国的民众，却给其他民族带去了苦难。然而，还有另外一种恶性的“崛起”模式，除了“帝国”这个名头被无限吹大之外，没有任何人从其崛起中获得实际好处，二战前的日本，就属于此例。上世纪70年代中日恢复邦交时，我国老一代领导人曾经对那场战争定性：“发动侵略战争的是一小撮日本*国主义分子，日本广大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这话初听起来很多人不理解，但实则特别一针见血，当时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迈向的就是这样一条疯狂的歧途：在*国主义的狂热号召下，日本不仅将战争的灾难播撒向全亚洲、全世界，自己的民众也深受其害。在*国主义迷梦的号召下，男子献出生命，女性出卖贞操，整个国家将无尽的财富投入到疯狂对外扩张这个无底洞中，最终在两颗核弹中被炸得灰飞烟灭，什么都没剩下。这其中的具体故事，我们有机会在详谈。而当我们把目光放回到两千年前，去审视秦王朝，我们会看到几乎同样愚蠢的崛起思路。旧日本帝国讲“*国”，秦帝国则讲“耕战”，日本*国主义分子告诉老百姓，他们生命的意义就是“为天皇效忠”，而秦帝国的设计师商鞅则告诉他的君主，其治下的臣子和百姓，就是帮他打仗或供其奴役的工具人。实际上，秦王朝在发动对六国的兼并战争之前，首先发动的，就是对自己国内所有阶层的掠夺性内战：与儒家代表人物孟子提出的“民本”“民富而国强”思想针锋相对。反应商鞅思想的《商君书》中专有《弱民》一篇，其开篇就提出“民弱国强，国强民弱”的*治公式，强调“有道之国，务在弱民”的思想。在商鞅的逻辑中，只有压抑民众的欲求、智能、意愿、权利，才能够强迫他们服从君主所制定的“法”，而只有所有民众都甘受奴役、服从法，国家才能强大。所以商鞅苦口婆心的教育君主：“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故战事兵用曰强。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治民羞辱以刑，战则战。民畏死、事乱而战，故兵农怠而国弱。”总而言之，商鞅这家伙的逻辑，就是要把民众约束的死死的，让他们最少限度的从国家的强盛中“分肥”，这样才能让他们“好管”。有人说，商鞅是“东方的马基雅维利”。我说，马基雅维利要是知道你敢这么比较，一定掐死你的心都有了，人家虽然写《君主论》，教君主怎么使坏、阴人，但人家还写过《论李维》讨论共和制啊！哪像商鞅这么一门心思、一肚子坏水？正因如此，很多严肃史家在写到商鞅最终下场时，都抑制不住幸灾乐祸之情，说他是“作法自毙”。说白了：活该啊！基于这种阴*至极的思想建立起来的权力体系，你当然不能指望老百姓能从秦帝国的强盛中获得什么好处。至于贵族，上过中学的人都知道，在商鞅变法中他们一开始就被列为了被打倒的对象，整个中国贵族精神的没落，自商鞅变法始，这里不赘述了。所以，在整个秦帝国中，最终从其扩张崛起中受益的，似乎只有皇帝一人。他在这场对内和对外同时发动的无限度的兼并游戏中大权独揽，享受了无上的尊荣。然而，历史上的真相真的如此吗？读《史记·秦本纪》和《史记·秦始皇本纪》，你会有一种突出的感受，秦朝最高统治者的孤独、偏执与癫狂，是随着其集权的一步步加剧和秦国领土、势力的不断扩张而同步发展的。在秦孝公时代，最高统治者偶尔还能做一下正常人，跟亲近臣子打打哈哈，展现自己随和的一面，到了秦昭襄王时，统治者已经必须做一个恩威无常以驭臣下的独裁君主。而到了秦始皇时，他已经化身为了必须视权力为其唯一行动指南的“权力野兽”。他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力，赐死了自己的“相父”，幽禁了自己的母后，扑杀了自己的弟弟，疏远了自己的儿子。在晚年躲在深宫中拒绝与人相见，并疯狂的惧怕死亡，为了追求长生不老药而相信低级骗术，最终死在这一迷途当中。这个秦帝国崛起的唯一“法定受益人”，他的人生真的是幸福的吗？至于他死后其儿子胡亥的故事，那更是一个知名的悲剧，这个本性其实并不太坏的年轻人上台之后迅速的沦入了癫狂，屠杀了自己兄长和几乎所有兄弟姐妹，然后在短暂的穷奢极欲当中以“二世而亡”为秦帝国画上了句号。在秦二世的生命最后时刻，面对来逼宫的赵高，刀架在脖子上，秦二世这个倒霉孩子总算清醒点了。他苦苦哀求：我不当皇帝了，当个王行不行？当诸侯行不行？当个大夫行不行？当个庶人行不行？但得到的回答，都是不行。他的生命，已经被之前的挥霍过度透支了。虽然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的胡作非为，早已被标上了那么昂贵的价格。有一天必须用生命来偿付。是的，绝对的权力，不仅导致绝对的腐败，也通向权力持有者的自我毁灭。所以秦帝国的崛起，是一场没有任何人群从中受益的宏大悲剧，六国的百姓与士族被屠杀，秦国臣子和民众被驾驭奴役，甚至看似至高无上的皇帝本人，也因绝对的权力而扭曲变态，走向毁灭。这就是一场空前宏大的悲剧，也正因其创痛之巨，中华民族才在其后进行了自省与自新。在秦帝国尸体上建立的汉朝，选择用道家的“无为而治”和儒家的民本思想去消解秦朝法家制度中的*性，用了几百年的时间，好不容易才勉强愈合了这道创伤。我们的民族，用“汉”而非“秦”来自称，是有其深意的。秦虽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但其立国思想内核中所散发出的那种*性，让我们没有办法将其直接将其化用过来，作为我们民族的旗帜来使用。对于这一点，历代的传统史学家们，本来已经帮我们想的很清楚了。而《大秦赋》的编剧，居然把它给忘了。5当然，我知道，即便说了这么多，很多痴迷于《大秦赋》和《大秦帝国》系列的粉丝依然会找我抬杠：“你怎么敢这么说！秦朝有万般不是，它毕竟给大一统打造了基础，车同轨、书同文、修直道、建长城、balabalabala……”在我看来，这样的反驳，纯属强词夺理。的确，大一统是秦朝留给后世中国的遗产。但我们需要反问：我们能不能为了这份遗产，强行给那些曾经的暴行抹上正义的油彩？如果这种叙事逻辑是成立的，那么西班牙人毁灭印加帝国、美国白人贩运、奴役黑奴、甚至利奥波德二世屠杀三百万刚果民众，都将是无比伟光正、没有任何污点的故事。因为以“历史的后见之明”看，这些屠杀、奴役，虽然当时当地的一些人受了苦，但促进了全球化进程啊！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啊！如果没有这些屠杀、奴役，人类不知要晚几百年进入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啊！你可能今天还活在前工业时代呢，离用上智能手机遥遥无期，想想这多痛苦！但谁敢因为这些“后见之明”给那些事一个《大秦赋》式的完全正面而肉麻的评价呢？更可怕的是，如果这样叙事逻辑是成立的。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推得：为了一个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后才能实现的宏大目标，眼下任何一个人个体的生命价值都是可以不被尊重、随意牺牲的。这样的叙事实在是太激进了，不仅保守主义者会反对，放眼当今全球，即便最激进主义的势力，恐怕都不敢这么提。极端宗教主义给其信徒的许诺还是“你去恐袭某处，死后上天堂”，好歹还有点对个人的“终极关怀”。而某些“大秦粉”，居然要年前的六国人民为了他们死后不知多久才出现的啥啥理念，去引颈受戮，去对秦的侵略和奴役甘之如饴……对这号人，劝您一句：醒醒，都年了，做什么白日梦呢！真穿越回秦朝，你也不是那个“挥剑决浮云”的秦始皇，你就一长平坑底被埋的“赵卒”。大明死结，无人能解
在东北，明朝*队一路向西溃退，退到了辽河以西。
这是天启元年（），努尔哈赤趁着被他视为畏敌的“熊蛮子”熊廷弼遭弹劾郁闷还乡的空档期，在辽沈之战中，一举拿下明朝孤悬在辽东的两个重镇——沈阳和辽阳。
努尔哈赤随即宣布，从老家赫图阿拉迁都，迁到辽阳。作为后金剑指中原的关键一步，努尔哈赤显露了征服天下的野心。
辽阳城东，代子河畔，努尔哈赤开始兴建宫殿城池，称为“东京”。
▲辽宁辽阳东京城，始建于年图源/摄图网
但仅仅4年后，努尔哈赤就决定舍弃新建立的东京，都城北迁到只有辽阳城一半大小的沈阳。
对于这次迁都的原因，当时对战的双方各有说法。
据《清太祖实录》载，努尔哈赤公开表示，迁都沈阳，是因为沈阳地处四通八达之处，西征大明，北征蒙古，南征朝鲜，均很便利。
不过，熟悉辽东地理的人，一眼就能看出努尔哈赤此话的破绽：作为出兵四战之地，辽阳的地理位置向来比沈阳更具优势，所以明朝一立国就在辽阳设置辽东都指挥使司。辽阳在整个明朝都被称为“辽东首府”。
努尔哈赤违背地理常识的解释，肯定有意在掩饰什么。
在明朝人看来，努尔哈赤在掩饰他的害怕。怕什么？
怕一个人。
曾任辽东副总兵的茅元仪，后来在《督师纪略》中说：
当奴得辽阳，即择形势于代子河北，去旧城数里而城之，甚坚固，其珍异子女皆畜之。
及公渐东，奴惧，遂毁其宫室而北徙于沈阳，止以五百人守代子城。奴自筑宫于沈阳瓮城，屡不就，又惧袭之，渐运珍异入老寨，而又营城于抚宁关塞外，渐思遁矣。
意思是，努尔哈赤毁弃精心营建的辽阳代子城，仅留人守城，原来是惧怕“公”的一路向东推进，甚至做好了随时逃回老寨赫图阿拉的准备。
这里的“公”，正是本文的主角——孙承宗（—）。
天启二年（），60岁的孙承宗在帝国边将乏人、连吃败仗的情况下，自请出关，督师辽东。他经略辽东的4年，恰好是努尔哈赤定都辽阳的4年。
4年间，孙承宗稳扎稳打，几乎收复了明朝在辽河以西的全部失地。努尔哈赤节节后退，不敢发起任何攻势，自发兵讨明以来，首次丧失了战事的主导权。
明*的防线向东推进了多里，挺进辽东腹地。
努尔哈赤清醒地意识到，位置更靠近明*防线的辽阳，随时可能被夺回去。这才是他最终决定北迁都城的真实原因。
孙承宗以一人之力，为晚明大败局挽回一线生机。
令人痛惜的是，这名能让外敌闻风丧胆的老将，却被自己人攻击得体无完肤，只得于天启五年（）十月离职还乡。
曙光乍现，而后，乌云又遮蔽了天空。
复盘晚明大败局，这个老大帝国有许多不堪，但也有许多自救的机会。危难之际，每一位救时英雄的出现，都是一根救命稻草。
然而，这三五个不世出的英雄，最终却都毁在自己人手里。
帝国末日，残酷帝王、无耻大佬与苟且官僚们，亲手葬送了每一次扭转时运的可能性。
可惜了，殉葬在那个时代的悲情英雄。
▲孙承宗画像
1
孙承宗大器晚成，万历三十二年（）考中进士时，已经42岁，才算正式步入*坛。
在殿试中，他得到第二名，俗称“榜眼”。如今，在他的老家，河北高阳，当地人仍以“孙榜眼”来称呼这名晚明英雄。
他是文官出身，但后来以武将闻名，被史学家誉为明代仅有的三位能够出将入相的人物之一（另外两人是徐达与杨一清）。
这与他早年十分注重研读兵法有关。进入官场以前，他趁着赴大同任私塾教师的机会，孤身一人背剑徒步，登恒山，走飞孤峪，行程千里。沿途访问戍边将士，绘制防御地图。
在大同期间，他协助地方官员，平息了一场士兵哗变事件，彰显出不凡的才干。
进入官场后，孙承宗同样表现出老练的*治智慧。
晚明三大宫廷疑案之一的“梃击案”发生时，大学士吴道南咨询孙承宗的意见。孙承宗给了一个处理意见：“事关东宫，不可不问；事关皇宫，不可深问。”暗示事件本身水很深，处理宜点到为止。
*争是晚明*局逐渐败坏的原因之一。孙承宗一直被认为是东林*，事实上，他在很多大事上的态度，只问是非，不问*不*。
他曾说，“附小人者为小人，附君子者未必为君子。吾辈当斩钉嚼铁，自立人间”，“不当偕人，亦不当为人偕”。
对东林*鱼龙混杂，小人伪装成君子，制造舆论裹挟士大夫的状况，孙承宗是颇为不屑的。他更加注重个人的独立判断和道德修为。
他公开力挺东林*，是在东林*最艰难的时候。
天启四年（），东林与阉*矛盾白热化，东林*领袖杨涟、左光斗等人被下狱。孙承宗当时为辽东督师，听闻消息，想赶回帝都，当面向天启皇帝揭露魏忠贤的罪行。阉*十分恐慌，遂散布谣言，说孙承宗领兵数万将进京“清君侧”。
孙承宗抵达通州，圣旨下来，要他回关外去。营救杨、左的努力失败了。
不久，东林*35人遇难。孙承宗作《三十五忠诗》，在诗中公开表达：“东林饶善士，予敢附东林。”坚定地站在处境危难的东林*一边。
东林*得势时，他并不攀附，甚至公开唱反调；但当东林*失势时，他却选择站在弱势一边，不惜牺牲自己的*治前途。
在孙承宗眼里，没有*争与意气之争，只有是非与节气。
天启五年（），孙承宗从督师辽东的位子上被撸下来，就是因为得罪了阉*。阉*群起上疏弹劾他，居心险恶地将孙承宗比作历史上的王敦、李怀光。
当孙承宗面对恶意中伤，被迫解甲归田时，阉*以为他们赢了，其实输掉的是整个帝国。
2
时间回到天启二年（）。广宁（今辽宁北镇县）战役，明*又败给了后金。
时任辽东经略王在晋，消极退守，打算放弃辽西大片土地，直接在山海关外再筑一道重关。属下袁崇焕、沈棨、孙元化等人不同意，向朝廷报告。朝廷一时不能下决策。
孙承宗自告奋勇出关察看定夺。
经过实地考察，他当场与王在晋辩论，彻底否定了修筑重关的意见，提出必须坚守关外的宁远（今辽宁兴城）及觉华岛（兴城南面的海岛）。
回京后，孙承宗面奏皇帝，说明王在晋不堪重任，自请出关督师辽东。
自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之战战败后，明*与后金攻守转换，辽东战局就成为帝国边将的修罗场，不是战败自杀，就是被捕下狱，鲜有人能全身而退。
当时，帝都朝中弥漫着一股贪生怕死的情绪，都不敢到关外任职，说是“入关一步便为乐国，出关一步便是*乡”。
熊廷弼被下狱后，辽东经略空缺。朝廷任命解经邦顶上，解经邦畏难推却，抵死力辞，遭到削籍处分。廷臣再推王在晋，王在晋也苦苦推辞，又怕步解经邦后尘，不得已才赴任。
了解这个背景，我们才能感受到，此时此刻主动请缨出关的官员，该有一种怎样的气魄和担当。
孙承宗这年已经60岁。如此高龄，仍自请前往文臣武将视为“死地”的关外，更显难能可贵。
天启皇帝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
上任伊始，孙承宗就向皇帝表明心迹：
今天下事无一不难，而兵事更难。自非负十分精敏之才，兼几分痴騃之性，决不肯妄承于身。所谓痴騃者，习闻忠君爱国之说，不徇人情，不听私属，投之贿必告于朝，遗之书必闻于众。
这是孙承宗的夫子自道，从42岁进入官场开始，他就很有主见，不结交权贵，也不培植私人势力，是污浊官场中一股难得的清流。为此，他也十分担心，离开帝都后，皇帝若听信谗言，自己在辽东的抱负将无法施展。
所以他希望，皇帝“以公忠忧国之心，励精敏有为之气”，事关*国大务，只有群策群力，一德一心，才能扭转辽东危局。
天启皇帝在给孙承宗的敕书中，呼应了孙承宗的诉求，说：“朕所倚赖，亦惟卿一人。”并把孙承宗比作当今的诸葛亮和裴度，评价相当高。随后，赐尚方宝剑，亲自为孙承宗送行。
▲天启皇帝朱由校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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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承宗仅带了两三个幕僚，抵达山海关，大刀阔斧开始整顿千疮百孔的防务。
他整顿*队，淘汰了胆小无能的将校数百人，裁减了冗兵一万七千余名。同时，提拔了袁崇焕、马世龙、祖大寿、赵率教等勇敢善战的猛将。
他做事雷厉风行。一日，召集将吏，问道：“各位多次说巡视宁远，为何屡次延期？”众人回答：“请督师决定日期。”孙承宗说：“明日前往，如何？”众人惊愕不已。孙承宗又说，就这么定了。
次日出发，两天后就抵达宁远。
他决定把关外的防御中心设在宁远，命袁崇焕、满桂重新修筑宁远城。一年之后，城堞竣工，成为关外*事重镇。他又下令将西洋的红夷大炮运上城头。于是，宁远固若金汤。
他还实施“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策，招募流离失所的辽民为兵，重建了一支能攻善战的劲旅辽*。这支辽*，在后来的明与后金（清）之间十数年延绵的争战中，曾多次力挫八旗兵之雄锋，以明朝晚期一支最为精锐的*队而被载入史册。
而孙承宗最主要的功绩，是确定了从山海关到宁远到锦州的防御策略。这道防线，史称“关锦防线”。缔造关锦防线，成为明与后金（清）最重要也是最后一道防线。直到年，李自成灭了明朝，这道防线都没被清兵攻破过。
任何时代，事在人为。明末辽东在与后金的争战中，遇到一个有为敢为的督师，局面就能得到很好的改观。从之前的熊廷弼，到现在的孙承宗，再到后来的袁崇焕，这三人是晚明所有辽东督师中最有作为的。
他们有很多共同点，都曾两度督师辽东。在第一次任职辽东后，都曾含冤去职。去职后，大好局面又被坏掉，朝廷只好再请他们出来收拾残局。起落之间，印证了这三人的能力，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辽东局势，是被自己人毁掉的。用后来的胜利者——大清皇帝乾隆的话说，明朝是“自毁长城”。
孙承宗用4年时间，实现了辽东局势的反转。后金不敢轻易进犯，努尔哈赤慑于孙承宗的威力，干脆舍弃新都城辽阳，北迁到了沈阳。
正当孙承宗准备发动进攻，进一步收复失地之际，朝廷内部却发生了变化。
魏忠贤把持朝*，以孙承宗督师辽东颇有成效，想拉拢他，于是派人犒劳守辽将士，赐孙承宗坐蟒、金币。孙承宗得知消息，立马上奏说，中使（太监）干涉兵*，自古有戒。
中使出关后，孙承宗只陪他喝茶，一句话都不说。魏忠贤因此很不爽。
加上孙承宗在东林*落难时，力挺东林*的做法，激起了阉*的疯狂报复。他们抓住孙承宗的部将马世龙的一次作战失利，大做文章，弹劾、诬陷孙承宗“丧师数万，关门且旦夕失守”。
天启皇帝违背了当初只倚赖孙承宗一人的承诺，连下诏书，命孙承宗回师听调。
孙承宗满腹忧愤，上疏请辞，解甲还乡。他在一首诗中，借岳飞当年的遭遇，隐喻自己的功亏一篑，不是溃败于敌人，而是溃败于朝廷上的诬陷：
入夜看荧惑，朝来朝议生。
谁将舌上剑，一割塞垣兵。
未抵*龙府，先惊白马营。
岳家*尚在，胡骑漫雄行。
辞官回乡后，阉*仍不放过孙承宗，派缇骑日夜监视，想抓到他的把柄，给他治罪。孙承宗为官清白，阉*缇骑终无所获。
当时，各地督抚都在替魏忠贤修生祠，有人劝孙承宗在高阳也修一座，借此缓和与阉*的关系。但孙承宗说：“此好事，公等自为之。”他宁折不屈，决不向阉*低头。
4
崇祯即位后，用3个月解决了魏忠贤，幸存的东林*人重返庙堂。按理说，此前被阉*构陷蒙冤乡居的孙承宗，该重新起用了吧？
并没有。
史载，此时兵部尚书不是别人，正是之前在守辽战略上与孙承宗意见不合的王在晋。王在晋为泄私愤，阻挠了孙承宗的复出。
这就是明末*局的真实写照。一个*权溃烂到这种程度，无论谁当权，首先想到的不是怎样救国救民，而是怎样公报私仇。无论谁在台上，首先起用的都是所谓的“自己人”，而不是能干事的人。
孙承宗纵有大才，能够力挽战局，对不起，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你继续在家待着吧。
阉*也好，东林*也好，真应了孙承宗那句话：亲附小人的一定是小人，但亲附君子的未必是君子。
历史不容假设。如果可以假设的话，我都能算出晚明有多少次逃出生天的机会，只是一次次都被自己人扼杀掉了。
直到崇祯二年（），十月。八旗劲旅绕道蒙古，打到了帝都门口，制造了震惊京城的己巳之变，朝廷这才想起了老将孙承宗。
孙承宗仅率二十七骑，星夜赶往通州，调度各路勤王兵马。到崇祯三年（）五月，接连收复永平、迁安、滦州、遵化四城，史称“永平大捷”，缓解了京城之危。
外患方歇，内争又起。
崇祯追究己巳之变的责任人，将袁崇焕下狱。孙承宗力劝，国家正是用人时，不能杀良将。没人听，袁崇焕遭凌迟时，京城狂欢。
孙承宗只能写诗说：“一缕疾肠看赐剑，几行血清洒征衣。”
等到人们读懂孙承宗的时候，为时已晚。
而他自己，也陷入了熊廷弼式的悲剧中。当年，熊廷弼与王化贞在辽东产生经抚矛盾，导致战败，一个下狱处死，一个举家自杀。而今，经抚矛盾在孙承宗与辽东巡抚丘禾嘉身上重演。
丘禾嘉是兵部尚书梁廷栋安插在辽东战场的心腹，不能服众，却又大放狂言，说“阁部（指孙承宗）老矣，辽事我只手可办”。由此，在辽东形成两套指挥系统：
一是孙承宗—马世龙—祖大寿等；
一是梁廷栋—丘禾嘉—吴襄等。
孙承宗上疏，强调这种局面乃兵家大忌。崇祯似乎对此没有反应，或者说，这正是皇帝希望看到的互为牵制的局面。
皇权的本质是*治平衡术，遇上崇祯这样猜忌心重的皇帝，他更会把文臣武将互相制衡的统治术用到极致。哪怕外战失败，他也在所不惜。在他眼中，朝堂上的窃权者比关外的异族更可怕，更值得防范。
结局已经写好。
崇祯四年（），后金兵围明*于大凌城，因孙承宗、丘禾嘉意见迟迟不能统一，延误战机，明*惨败。朝臣趁此机会，摇唇鼓舌，欲把早已完成京城解围的孙承宗撸下来。
69岁的孙承宗无奈，连上十七道疏，请求辞官。
这年年底，他终于告老还乡，彻底离开了日渐沉沦的辽东。对他来说，或许只能无限感慨：每因门户误封疆，总为筹边边未筹。
5
手提孤剑向边州，木叶萧萧又早秋。——这或许是孙承宗写下的最悲怆的两行诗。
在生命的最后七年里，他在高阳老家，门无宾朋，唯有一心读书，不废朝夕。
一个壮志未酬的英雄，暮年远离刀光剑影，却能远远听到家国沉沦的消息，这是怎样一种煎熬的心情。
他也许会在意念中无数次复盘帝国步步溃败的过程。
他认为，明朝在辽东之战中屡屡战败的关键，就在一个“怕”字：
初怕而开铁失，退而守辽阳；再怕而辽阳失，退而守广宁；三怕而广宁失，退而守山海。
他指出，帝国一些高官，“平时怕内贼，临敌怕外贼，只一怕便了一生”。
他的信条是，“能以怕死之心怕生，便是豪杰”。
他不相信这是天命，败就败在人事，败在*治，败在是非不分，败在争权夺利。只是这些反思，手握权柄之人听得到吗？听到了，听得进吗？
陈田《明诗纪事》评价孙承宗，说：“有此伟才，旋用旋罢，国欲不亡，不可得矣。”
赞扬孙承宗，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和魄力；贬斥明王朝自掘坟墓，宵小别无所长，只会翦除自己的英雄。
孙承宗肯定心有不甘，但他已经无能为力，只能把一腔热血与愤懑，付与文字。高阳城隍庙，有他题写的一副对联：
上联：问你生平所做何事，欺人懦，诈人财，坑人命，奸淫人妻女，占夺人田地。日积月累，是不是睁睁眼看，世上多少恶焰凶锋，曾饶过哪个？
下联：来我这里有冤必报，破尔家，荡尔产，追尔*，殄灭尔子孙，降发尔灾殃。*哭神号，怕不怕摸摸心头，从前百千机谋诡谲，还容你做么！
或许是希望那些败坏国事之徒，死后可以在此受审吧。
崇祯十一年（），清*分两路进攻明朝。在清*未到高阳之前，友人劝孙承宗到保定避难，孙承宗让他闭嘴。
孙承宗组织家人和高阳城百姓，对清*的围城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直到城中火药弹石皆尽。城破后，高阳城*民又与清*展开肉搏，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最终，76岁的孙承宗和他的18个儿子、侄子、孙子，全部在这场家乡保卫战中殒命，19个妇孺殉节而死。
有关孙承宗的死法，历史上说法不一。
《明史》记载，多尔衮派恭顺侯孔尚德劝降。孙承宗破口大骂，说快杀了我。清将说，从来没听说有杀阁老的剑。孙承宗遂从容地以弓弦自缢。
另一种说法是，清将抓住了孙承宗，先是勒索钱财，孙承宗斥责说：“没听说过天朝无钱的孙阁老吗？”清兵把他几岁的小孙子领到面前，逼迫他投降，孙承宗说：“你放开他，他要向我走，我就降，他要是朝着你们手上的刀走，我就死。”他的小孙子果然脚步蹒跚地走向了屠刀。清将恼羞成怒，将孙承宗五马分尸。
孙承宗殉国6年后，明朝灭亡，清朝定都北京。
孙承宗曾经的下属鹿善继说，孙承宗“功听人分，罪听人卸，以身殉国不见知而不悔”。一语说出了孙承宗处危局而不沉沦，在逆境中建功立业，卓尔不群的人格操守。
晚明史，让人痛恨，又忍不住想读。也许正是因为，有孙承宗这样不计个人得失、一心救国救民的英雄吧。
如此悲情的老英雄，谁人犹记？
后特朗普时代的经济变局主持人：严晓辉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全球大学南南大讲堂，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严晓辉。很荣幸今晚我们邀请到卢麒元老师做直播分享，卢老师是著名的财经作家，是财*部下属的香港华财集团的董事和总经理，也在多家知名的公司担任管理和顾问。卢老师潜心研究财*问题三十多年，有很多成果被作为*策建议，其中最著名的学说就是《广义财*论》和《广义税赋论》，也就是超级地租理论。卢老师将宏观的*治经济理论和微观的社会经济现象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读卢老师的文章总是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冲击。今天晚上卢老师分享的题目是《后特朗普时代的经济变局》。这个题目其实是两个星期以前定的，看到这个题目，大家或许会认为卢老师早就对美国的大选做了预判，当然到目前为止选举还没有结果，我们看到的乱局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但是我们知道在国内，有人盼望特朗普连任，也有人希望拜登赢。希望特朗普连任的，认为美国延续保守主义有利于中国发展自主创新；希望拜登赢的，觉得继续维持自由化的全球秩序有助于中国进一步推进全球化；也有乐见两个人打起来加剧美国的社会撕裂，认为可以为中国争取战略空间。只是预判归预判，大家在不同的立场和位置可以有不同的判断，但是卢老师在今晚的分享不是为了做一个预判，也不是给大家分析某些预判的依据和理由。而是过去的四年里，特朗普的施*以及全球经济*治格局的变化，已经导致美国出现了空前的财*危机，也导致美元在全球出现了巨大的信用危机。那这个危机带来的后果，无论是特朗普自己连任，还是拜登继任，都是已经在发生的事实，都将导致全球经济出现大的变局。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卢老师谈的“后特朗普时代”，其实和这次选举的关系并不大。因为危机已经发生，无论谁上台，都要去面临这些已经发生的后果。而作为全球化的主导国家，美国它自身的危机也就是全球的危机，中国作为参与全球化的一部分，不可避免的要卷入，也不得不去承受某些代价和压力。就这个层面来说，美国的财*危机、美元的信用危机，也是中国要面临的危机，也是人民币的危机，我们也不得不去思考和应对，做一些能做的事情。而且换一个角度，美国底层社会的遭遇和全世界底层是连在一起的，*治家们是神仙打架，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底下的既得利益集团或者说精英集团，为了追求和维护自身利益，带来的全球普遍的*治和财*失衡，这才是切实的影响民生和导致两极分化的主要源头。接下来我们就请卢老师进入今晚的讲座，和大家分享他对这些议题的研究和思考。欢迎卢老师！主讲：卢麒元谢谢晓辉，今天晚上的讲座算是一份礼物——送给健芝老师、晓辉博士和岭南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的礼物。因为今年春节，我回到香港之后就生病了，还得隔离。岭南大学的老师和同学真好！煎了药，送来煮熟的饭，还有一些物资，让我度过了那个最困难的时候，非常感谢！无以回报，只能用这样一个讲座，尽量把这个讲座做的比较高的水准吧。今天讲这个后特朗普时代，实际上晓辉刚才说的是这个意思，我们是想借特朗普这件事和美国大选说一说美国的一个剧烈的变化，从而呢，也谈谈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今天晚上我想从四个方面来聊一聊这件事情，第一个问题是美国问题的本质，第二个专题是如何定义特朗普时代，第三个题目是后特朗普时代的走向。最后呢，我们想讲讲中国发展的路径。一、美国问题的本质我们先进入到第一个环节。因为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已经讨论过一段时间了，今年春节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小范围的研讨会上，还在讨论对美国问题的认识。由于中美 的原因、科技战的原因，中美关系非常紧绷，所以中国的学者，或者是中国的专家，或者是中国的处理中美关系的相关人士，处在一种紧绷状态。所以对美国问题的看法可能有一些陷入进去的感觉，就是有一点当事者的感觉，有的时候是有一种弱方的感觉，所以对美国问题的本质，可能把握的不一定那么到位。借今天这个讲座的这个时候，我们重新提出美国问题的本质，这也是特朗普出现或者是特朗普时代的根本性的原因。讨论美国问题呢，我们就离不开美国的经济学家和美国的当代的经济学，最近我一直在看一本书，约瑟夫·斯蒂格利茨（UniversityProfessor）的这本书。它是台湾出版的，书名被改成了《改革宣言》，实际上它是对美国问题的一个思考，就是美国当代问题的思考，是回应不满世代的新资本主义，这是继法国皮凯蒂之后的第二个算比较系统和深刻思考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著作。为什么要谈当代美国的经济学家和美国的经济学呢，就是下边的话可能稍微有一点大，但这可能是事实。就是我对美国当代的经济学家，包括斯蒂格利茨他们这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是非常失望的，对美国当代的经济学，我也是觉得非常失望的，因为美国的经济学家和美国人的学术著作没有很好的解释美国的经济问题，当然也更没有很好的解决美国的*治问题，这里边有它的原因。可能有些朋友读过我写的《掠过弗莱堡》，其实美国的经济学的传承主体上是源于奥地利学派。就是在年到年德国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进行了百年论战，在二战期间和二战结束之后，德国的重要的经济学家就前往了美国，其中代表人物的基本上是奥地利学派。那么奥地利学派和历史学派是截然不同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是对立的，我写《掠过弗莱堡》时，主要是介绍德国历史学派。奥地利学派是构成今天美国处境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源泉，就是在奥地利学派的这个视角里边，他们有两个地方可能出了问题，经济学在研究方面出现了方向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中国的意义非常重大。一个方向就是对道德的解释，奥地利学派始终在道德解释里边将“自由”放在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因于自由，而崇尚民主，它和德国历史学派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中国人的道德评说里边自由不是排第一位的，中国的道德里边讲的是人，我们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我们讲人这一点和德国历史学派更相似。德国历史学派承袭的是基督教新教伦理，也部分的吸纳了马克思的学说形成了德国历史学派。这在道德解说上差异在哪里呢？如果站在德国历史学派的角度来思考的话，那么它会考虑在自由和民主，与国家主体性和人民主体性之间寻求平衡。这里要提到德国历史学派的最后一个掌门人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WilhelmErhard），后来是联邦德国或者西德的第二任总理。他是西德建立的时候的第一任的内*部部长兼财*部部长，也是德国犹太人没有逃跑掉的很少的几个人，而且安全的生活到了联邦德国的建立。联邦德国没有接纳美国人关于西德经济的建议，特别是在制度上的建议，所以西德建立的叫社会市场经济，这就是德国历史学派的思考。美国走的路径和德国是不一样的，他们接受了奥地利学派的一些思想，不管是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他们是走的这样的一条路径，这条路径本身带有历史性的缺憾或者是结构性的缺憾，它导致了美国经济自然的出现今天的状况。自然出现一系列的问题，两个方向性的问题，第一个是道德解释上面，是将自由放在道德论里边的第一的位置，这是不恰当的；第二个问题是对新经济的解释，我感到非常震惊，就是美国当代经济学家对经济的理解，特别是对新经济的理解是不到位的。这个我也不觉得奇怪，因为当代的经济学家包括中国的经济学家，确实缺少历史纵深，也缺少哲学高度。我把美国问题的本质概括为两个字——兼并，说起兼并来呢，中国的学者是非常熟悉的，因为中国的农业文明的历史就是一个土地兼并——均田兼并、兼并均田反复轮回的一个历史性过程。如果把它做经济学解释，那么在农业社会时代，土地是主要的资本载体，土地兼并是社会向这个社会的利益或者是利得相对集中的一个进程，甚至是一个自然进程。进入工业社会资本的载体不再是土地了，而是产权，是工商业的产权，是工商资本或者叫产业资本，它还是有均田向兼并转移，只不过这个兼并换了个新的名词叫——垄断。这个垄断起来有的时候也很厉害，所以列宁将帝国主义定义为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定义为帝国主义。新经济的特征是什么？通常我们把年定义为区块链元年，我们认为年之后，人类社会进入到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时代资本的载体不再是土地，不再是砖头，不再是工商业产权，而是data，是数据，数据资本。依旧会出现兼并，这是美国经济问题的非常重要的特征和本质，如果你观察美国的上市公司名列前十的苹果、亚马逊、谷歌、微软、facebook，全部都是跟数字经济有关的。如果你还不理解在数字资本兼并的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最近发生的事情，就是蚂蚁金服，蚂蚁上市，它是数字资本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为什么要停掉它呢？因为它确实是处在飞速的兼并的过程中，就是在另外一个空间，如果我们把数据、数字空间理解为房地产的话，他们在跑马圈地，在迅速形成垄断和兼并，而且在兼并的过程形成了非常恐怖的甚至是超级的利润！一会儿我会再详谈一下子蚂蚁金服的事情，它既有正面的意义，在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包括土地兼并都有正面意义。如果不土地兼并，土地的运营效率就没有那么高，集中有集中的好处，特别是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移的时候，大规模土地兼并形成庞大资本，有利于开工厂有利于进行工业化或者是创造工业化的进程。它的坏处就是自耕农消失了，变成了佃农甚至变成农奴。我们都看到了在工业社会大规模垄断和兼并的问题，我们都看到了对数字经济时代新的问题，当代的经济学家可能对这个事情不敏感，还没有做出系统性的解释。所以我们在开始的这个课之前呢，聊一点结构性的问题，就是我对当代的美国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是不满意的，当然对我国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呢，我们也是需要提出一些意见。就是两个方面我们可能要警觉，第一个是经济学对道德的解释——自由或者是基于自由的那种格式化的民主不是第一道德！它缺少了对人类各阶层整体的无缘大慈，是不需要缘分的，同体大悲就是一致化了，我们缺少对人类整体命运的
